【名称】《论集中兵力》
【作者名】姚建林
【朝代(国家)】中国
【作者简介】
【正文】
集中兵力的内容就是它的历史:古老时期的集中兵力以缩影的形式包含后来各个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形式的集中兵力;任何一个后来历史的集中兵力都是把先前历史的集中兵力当作否定和肯定的因素包含了。这就是我理解集中兵力的钥匙。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都是从历史角度研究对象本质的杰作。
集中兵力是历史的军事技术和编制体制的结晶,其中军事技术是最深远的基础,因此我以军事技术为线索和基础,把集中兵力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集中兵力的冷兵器时代,集中兵力的热兵器时代,集中兵力的高技术时代。又根据集中兵力的发展、成熟程度,把每个时代分为低级时期、中级时期和高级时期。集中兵力高技术的高级时期虽然还未到来,但已露曙光。
一、集中兵力冷兵器时代的历史
(一)集中兵力冷兵器时代孕育和分娩时期的历史(低级时期)
1、集中兵力的原始蒙昧时期
集中兵力在战争刚出现于人类历史时并未出现。在氏族、部落社会的典型时期,武器与生产工具没有分离。日耳曼部落、蒙古部落等耕战或牧战形式带有这种痕迹。武器与生产工具中独立出来出现在氏族社会的土崩瓦解时期。此时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使生产力获得了变革,这样生产工具过剩,独立出武器有了可能。在氏族社会的典型时期,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处于非常幼稚状态,以此为基础的军队在作战时只能作非常简单的区分,不具备形成有机作战整体的条件,这种形式提供的作战方式只能是全线同时平均兵力出击,人自为战,因此集中兵力的兵力因素只是处于蒙昧状态,集中因素还没有萌芽。
2、集中兵力的原始野蛮时期
这个时期大约发生在军事民主制时期。如古希腊的英雄时代,意大利部落的土利乌斯时代,中国的黄帝尧舜禹时期,等。青铜器已经在军队中得到了普遍运用,如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各城邦军队 的主要武器投标和矛头都是铜制的。铁制武器在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方少量地运用了,如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青铜武器的普遍运用,铁制武器的一定运用,最初显露出军队战斗力需尽可能获取和发挥的实质。从此人们思考如何实现战斗力的尽可能展示有可能,石制武器是人类维持最狭隘生产和斗争的武器,但当部落征服战争成了部落的普遍事务时,人们才迫切需要代表较广阔生产和斗争的武器取代石制。这就是产生金属武器的时代背景。在部落社会里,金属武器数量少,斗争范围小,不足以对旧军事秩序进行革命性的改变。尽管如此,此时埋下了集中兵力两个因素的种子,这两个因素是:其一,建立作战部队优势的物质条件;其二,有供集中所需的足够数量的相对独立的作战编队。用金属武器取代石制武器,初步显示当时人们对前一因素的追求。当时人们对后一因素追求的萌芽,我多说一下。在这一时期,社会分工发展了,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层,萌芽了阶级,以此为基础的军队必然出现不同的兵类(如骑兵、步兵)。兵类的背后隐藏着人们之间的财产差异,梭伦时期的雅典,根据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四个阶级。“只有第一阶级才能充任高级官职,第二阶级服骑兵役,第三阶级服重装步兵役,第四阶级服轻装步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5卷520页)土利乌斯时期的古罗马,也有类似的现象。骑兵在当时比其他兵类更能显示出对财富的依赖。由于马最初稀少昂贵,因此只有贵族、富有阶层才能享有,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何以由中下层贵族担任的秘密就在于此。重装腔作势步兵比轻装步兵凝结着优越的财富,因此重装步兵比轻装步兵的阶层成分要高。这些兵类就是后来兵种的雏形,诸兵类结合而成的组织形式也是后来编制体制的雏形。部落征服战争过程中产生的奴役制劳动使一部分人和武器从生产中游离出来,专门从事战争有了可能。这奠定了军队组织化的基础。军队的组织化趋势和诸兵类的出现,萌芽了具有一定独立作战能力的编队。
3、集中兵力的原始文明时期
这个时期大约是在奴隶社会的早中期。我把这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孕育成熟期和分娩期。
(1)孕育成熟期
这是在奴隶社会的早期。国家建立之初,大多数国家已经运用了铁。“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摩尔根《古代社会》39页)部落这种古老的经济实体容纳不了铁制武器普遍和较大规模运用的技术因素和经济因素。历史证明,铁制武器在国家出现后,才在某些发达国家(如迦太基、古罗马、希腊)获得普遍和较大规模的运用。铁在有国家,阶级这样的经济实体支撑的时候,给生产力带来了变革。生产力的巨增使一部分人和武器从其他行业中独立出来,为诸兵类发展成诸兵种、诸兵类的松散组织发展成诸兵种形成的编制体制提供了基础。为什么兵类会发展成兵种呢?古希腊和古罗马,在为家出现之前,“阶级”与兵役制的结合暴露了财产因素和军队组织形式的关系。国家和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掩盖和暴露了这种关系。如西欧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军队是立于采邑制上的骑士;中世纪末和近代史之初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军队是火枪步兵。战车最初不用于战斗,只是供国君乘坐指挥的工具,当战车显示出较好的机动性和较强的突击力,并且背后有国家,奴隶主阶级这些强大经济实体支撑的时候,战车才得以广泛的运用,发展成兵种。兵种出现之前,各兵类的作战和组织的独立范围是很狭隘的,难以作为独立的组织单位与其他组织单位进行有机的分化与组合,这时编制就无法形成。每一兵种以其较大规模的兵力,作战和组织的独立范围发生了变革,具有与其他兵种进行有机结合的能力。各兵种和诸兵种分化组合的组织形式奠定了编制体制的基础。一个事物的独立范围和分化组合能力是对立统一的:独立范围越广阔和深刻,分化组合能力就越强。一个国家也一样,主权越完整,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能力就越强。因此这个时期有产生最早编制的可能。下面说编制产生的迫切性。首先,编制的产生是在当时武器技术是战斗力的第一要素。可以说那时的武器技术与封建时代的武器技术相比,没有质的变化。为了建立优势的物质条件,人们企图在武器力量的联系(组织)上寻找出路。当时的兵力组织基础提供了这种企图的条件。其次,整个兵力才有“一盘棋所需要的棋子”。没有把诸“兵力”规范为“棋子”,就无法摆棋和下棋。有了编成这个“棋子”就有可能方便地随机组合与分化兵力,如把整个作战部队分为中军、左右翼。因此,这个时期产生了最早的编制。当时的编制非常简单,一支战略力量往往只有中军、左右翼三个战术编成,这支战略力量常常是进行战争的全部力量。战术编成内不能再进行编制的划分。如此简单的编制,是不可能产生集中兵力的,因为缺乏某个作战方向上进行集中所需的编成数目。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一方把三个战术编成中的两个集中,那么对方的某个战术编成会因缺乏作战对象而与另一个战术编成集中,这样集中失去了意义。虽然此时未能产生真正的集中,但已经能形成集中的某种形式了。由于编制很简单,因此战斗队形也是很简单的。战斗队形采取什么形式呢?回答是方阵。为什么必然是方阵呢?历史有守旧的惯性,只有等到旧事物已充分暴露弱点,新事物充分显示其优点的时候,把新事物推上历史舞台,把旧事物推向幕后;而当旧事物在以后的历史中显示其合理方面的时候,一定会以新的形式产生出来。时时处于被消灭状态的方阵,时时在每一个历史时代复活,如坦克战斗队形复活了战车战斗队形。方阵攻防和进退有节制、有规律等,是方阵这一古老形式的不老因素。方阵是“在传统中打破传统”(马克思语),方阵使横队和纵队整齐、有规律,便于平均兵力;并且正面宽,便于尽可能多的兵力投入战斗,便于全线出击,一次性作战。因此方阵继承了古老作战形式(平均兵力,全线出击,一次性作战)“遗传”下来的许多因素,否定了古老作战形式的无组织状态。因此此时的战斗队形还没有集中兵力的影子。虽然如此,方阵的有组织性奠定了集中兵力的基础,因为集中也是一种组织性强的作战队形。这时期,争霸战争还没有出现,纯方阵作战有其充分的存在合理性,集中兵力进行坚决的、歼灭的作战还没有迫切的需要。当争霸战争盛行时,制约集中兵力产生的桎梏,如战斗编成数目很少、平均兵力等,就会冲破。
(2)分娩期
就是集中兵力第一次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是在奴隶社会争霸战争的早期。争霸战争产生较大规模的军队必然给编制带来一些新的革命因素。战术编成的数目和规模有很大的提高,战略编成规模很大提高了,但编成数目没有明显提高(因为争霸战争早期,战争规模不是很大,只能形成数目很少的战略编成,如周朝国君只有一支六军组成的战略编成,其中军是最大的战术编队)。战术编成数目的大幅度提高,使某一作战方向出现联合编成成为可能。对于非联合的编成来说,编成联合从形式上来说就是集中兵力。编成联合的前提就是有可供联合的独立性强的若干编成。可见,联合应在它的对立面(分开)中理解,才能理解完整。对集中兵力的理解也是一样。《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集中兵力的前提是各个被集中的兵力编成彼此间、集中的兵力与非集中的兵力彼此间,有分散的能力。不仅如此,战术编成数目的大幅度提高,还使每一必要的作战方向上有必要的兵力,不至于因某一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兵力而留下“真空”,从而使集中兵力有可能得以真正实现。以上说的是集中兵力产生的可能性,下面说集中兵力产生的迫切性。争霸战争之前,兵员少,采用方阵和平均兵力的作战方法便于把尽可能多的兵力在宽的正面上同时投入战斗,短时间内发挥最大的战斗力,并决定胜负。但在争霸战争中,军队规模大增,如果采用旧的作战方法,就会使交战陷入消耗战和击溃战的危险,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双方都有充足的弥补兵力。在以消灭敌人为主要目标的争霸战争中,旧作战方法失去了意义,速决的歼灭战成了迫切需要。既然从全线出击、平均兵力的作战方法中找不到出路。只要在局部集中兵力,就能破除平均兵力。局部集中兵力后,就能达成优势的兵力(实),相比之下,对方未集中的兵力就成为劣势的兵力(虚),以实击虚,胜利就会象水灭火一样,易如反掌了。总之,真正人战术集中最初会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公元前371年,古希腊底比斯名将埃帕米农达运用集中兵力思想打败了号称无敌的斯巴达军。他的密集楔(斜)形阵新战术,是西方首次对集中兵力思想的运用,是以方阵为基础的战斗队形的划时代的运用。恩格斯评价说:“埃帕米农达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自然解决一切决战的伟大的战术原则: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357页)
真正的集中兵力首先在战术上出现,然后才在战略上出现;但形式上的集中兵力却首先在战略上出现,然后才在战术上出现。战略(本文讲的战略是狭义的,是作战意义上的)和战术随着军队编制的形成开始出现,初期作战部队规模小,在某个战略方向集中的战术编队很可能是全部作战部队(如希波战争中雅典的马拉松会战)。这种集中缺乏分散(集中的兵力是其中的一支)的充分基础,因此不是真正的集中。这种虚幻的集中首先不是从战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过去部落联盟、酋邦的联盟对等联合斗争形式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它不是以实击虚,而是以实击实。这种虚幻的集中(绝对集中)与其说是作战艺术,不如说是作战的原始本能。就象两个拙于武艺的人打架,一方集中精力出击时,另一方必然会本能地集中精力还击。这两人打的时候不会自觉地虚晃一招、声东击西等,看准破绽集中力量给予还击,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但如果没有这种“原始本能”所提供的雄厚力量,就会在对方绝对集中的力量面前,无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因此,绝对集中是真正集中的前提。当然,随着作战部队规模的扩大和编制的发展,即分散基础的发展,绝对集中逐渐失去了意义。争霸战争早期,战略编成的数目还比较少,难以有战略集中的充足基础,只能产生战术集中。集中由战术形式发展为战略形式的条件和迫切需要。这点我后面来讲。
(二)集中兵力冷兵器时代成长时期的历史(中级时期)
我认为,集中兵力的成长时期分为未成熟期和成熟期,分水岭是预备队的出现。集中兵力的未成熟期可分为未定型期和定型期。西方,未定型代表时期大约在亚历山大的征服战争和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定型代表时期大约是罗马内战时期。我国,未定型代表时期大约是在春秋时期,定型期代表时期大约是在战国时期。
1、集中兵力的未定型期
先说中国。公元前632年,晋楚的城濮之战是我国最早运用集中兵力的著名战例之一。在此战中,双方整个战斗队形分为三个方阵,即三个大的战斗编队。在这些编队中有小的战术编队,如楚军右军由陈蔡等军组成。晋上军诱楚左军深入,然后集中上军和部分中军,歼灭楚左军(楚军最弱的一支)。此时表明,春秋时期,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集中兵力的编制条件和需求条件。春秋以前,还看不到集中兵力的真正运用,如牧野之战,仍然保留着全线同时出击、平均兵力的旧传统,其中三百勇士的挑战并不能增添什么革命因素。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限制,一方在某方向集中兵力,就无法在这个方向阻止另一方的兵力集中。同等条件下的集中对集中,是不能产生致胜的把握的,而致胜的把握是集中兵力的生命。因此,集中兵力一产生就孕育着这个因素:集中兵力攻击对方的非集中的兵力或不同等条件下的集中的兵力(如已被调动得疲惫不堪或露出致命破绽的兵力集中),即攻击对方的虚弱点。由于集中的兵力在整个作战部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集中兵力孕育新的因素:攻击的对象不是那些不痛不痒、无足轻重的目标,而是对整个作战有全局意义的目标,即重心。否则就“大材小用”了。打苍蝇是用不上大铁锤的确良。因此,如何用兵使集中兵力能打击虚弱重心而不会被阻止或破坏,是集中兵力固有的内容。这是集中兵力灵活的源泉。春秋时期,集中兵力已经萌芽了以上内容。
当战术集中产生时,就产生了兵力运用的一种矛盾形式:战术集中和非战术集中。在战术集中产生之前,还未真正产生普遍的矛盾用兵形式。平均兵力虽然在运用兵力实行某种任务方面有着矛盾(如一部打左翼,另一部打右翼),但在运用兵力方面还不足以充分暴露矛盾因素,因为平均兵力在兵力分配即组织上限制了矛盾性用兵。作为一种若干编队联合而成的编成,即战术集中之兵,其与非集中之兵的对立在编制上奠定了矛盾性用兵的基础。这为矛盾性用兵提供了组织方面的保障,从而为矛盾性用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基础。古人用奇正矛盾范畴把握兵力布署和运用的艺术。奇正指的就是兵力矛盾性使用。何者为奇,何者为正,取决于习惯理解。我们把传统的奇当作是正,把传统的正当作是奇,并不影响我们对奇正结合而成的整体的把握,就象我们把南约定俗成为北,把北约定俗成为南,并不影响我们正确分辨方向,不会弄出“南辕北辙”的笑话。集中之兵是部队的重心、致胜的枢纽、无形的中心,如果用孙武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来看奇正,那么集中兵力可常看成是奇,余则常看成是正。孙武说的“奇正相生,变化无穷。”是我们理解集中兵力灵活因素的一把钥匙。集中兵力和非集中兵力的对立这种奇正形式,与其他奇正形式是什么关系呢?在集中兵力出现以前,缺乏充分发展各种奇正的核心动力,虽然出现了一些奇正形式,但只是萎缩地存在和发展着的,因此灵活、诡道因素处于幼稚状态。春秋早期宋国的一们国君要等到敌摆好阵才出击的蠢猪式战法反映了这一点。集中兵力出现后,集中兵力成为了明攻与暗攻、牵制与突击等奇正形式充分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一兵家之胜,何以能见诸于最古的兵法,就不是什么秘密的事了。
到了春秋晚期,集中兵力开始出现了战略形式的萌芽。这时,参与作战的军队不完全象过去那样聚集于某个战场,每一方兵力都在这个战场全部暴露在对方的面前,而是非集中的兵力和集中的兵力分置于不同的战场,战场的范围空前扩大了。兵力彼此间的配合超出了战术范围,萌芽了战略因素,如吴楚豫章之战,吴军小部在豫章南部的江面上作讨伐桐国的架势,引诱楚军攻打吴军,主力则在豫章巢城附近隐蔽待机。战略集中的萌芽和发展,为集中兵力的奇正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迂回、包围、袭击、伏击、侧击、诱击、追击等战术奇正形式,开始成为战略奇正形式,这样,奇正配合就开始表现出层次性:战略的和战术的。从此,奇正整体开始成为结构复杂、因素丰富的整体,即开始成为较为成熟的整体。这个整体为集中兵力的灵活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所以在运用集中兵力时能“形人而我无形”,以至“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于是,集中兵力攻击虚弱重心这个目标就没有障碍了。由于以集中兵力为中心的奇正整体在春秋末较为成熟,因此重心(整体的关键支撑点)有着较为深刻的整体背景。深刻的整体背景为隐藏重心和重心脱离一般环节地位提供了深厚的基础。春秋末以前,重心很不成熟,每个独立作战的部队都可看成是重心,因为整个部队独立作战的编队很少,每个独立作战的部队都是关键的支撑点,重心还没有从一般地位的环节中脱离出来。春秋末,虽然没有重心这个名词,但在兵书中出现了类似于重心的词,如孙子的“所必救”和“所爱”。由于重心对整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只要能有把握“啃”掉这个“骨头”,就会成为集中兵力首选的打击目标。由于春秋末奇正整体较为成熟,因此奇正的虚实之变有着较为广阔的基础。这样,重心由实变虚就成为可能。孙子的“所必救”就是虚弱重心(因其为虚而去救,因其为重心而必去救)。“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避实击虚”等都把打击虚弱点作为作战胜负的关键。总之,春秋末已经明显地萌芽了集中兵力的全部真正原则。
后说西方。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是早期发展集中兵力的两位巨匠。马其顿亚历山大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把机动因素增添为集中兵力的因素。亚历山大常常把骑兵布署在中央方阵的翼侧,或者在正面钳制的配合下,用骑兵对敌翼侧实施决定性突击,或者用骑兵主力楔入敌主力纵深,使其遭受决定性失败。尔后组织追击。集中兵力机动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为集中兵力的灵活化提供了新基础。马其顿的编制以方阵为主,有最小战术编成的“辛塔格马“、大战术编成的初级方阵、战略编成的联合方阵(几乎是所有的兵力)。这种编制特点决定了真正的战略集中还不能形成。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发展了集中兵力的机动因素,即首创了战术包围这种机动样式。战术包围提供了战术集中灵活化的新手段。在这次战争中,罗马编制中战略单位编成是军团,战术单位编成是中队,战略单位数目多,易于形成较成熟的战略整体。这种编制代表着这个时期编制的水平,决定了当时有可能产生战略奇正,从而有可能出现战略集中。罗马和迦太基的争霸战争,规模巨大,战略坚决,运用大兵团广泛机动、深入敌国全纵深,对敌军给予决定性打击是坚定的目标,迫切需要大兵团作战艺术的产生。旧作战部队的战略艺术难以胜任这个需要,因为把几乎全部兵力绝对集中于某个战略方向,只会引起敌军在这个方向聚集几乎全部兵力,双方将会陷入长期的消耗战。战略集中是打破绝对集中所必须,便于隐蔽,长于机动,工于致胜,因此战略集中就成为了迫切需要的战略艺术。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无备的意大利北部,是真正战略集中的创举,因此西方把汉尼拔誉为“战略之父”。其后罗马的西庇阿率军避开汉尼拔军而攻迦太基本土(就是避汉军之实而攻其空虚后方),也是真正战略集中的杰作。公元前107年马略为了加强军事实力,创建了联队制军团体制。他在中队与军团之间设立了能单独战术任务的联队。由于战术集中的前提是独立范围广的战术编队的出现,而联队加强了战术编队的独立范围的广度,因此联队巩固了战术集中的组织基础。同时,联队的建立使战术奇正整体得以层次即成熟化,因而为战术集中的灵活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总之,西方这个时期和中国一样,具备了萌芽集中兵力全部内容的兵力基础和组织基础。
集中兵力在未定型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已经萌芽了集中兵力的各种因素,如奇正因素、诡道因素和避实击虚因素等。这些因素局限于“一旦交锋,就把全部力量拖入其中,并且必须把战斗进行到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土重来2页)这种作战方式。奇正因素在这种作战方式中,一方面产生了诡道因素,另一方面又被这种作战方式所制,缺乏随机应变,从而制约了诡道因素的充分发展。诡道因素一经产生,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发展起来,如果不隐藏虚实和真实行动,那么就会把自己虚实和意图暴露在敌人的面前,失败自在意料之中了。随着大规模战争的新发展,诡道因素要求获得充分发展,要求冲破旧形式的奇正因素和编制体制加在其上面的枷锁,建立新形式的奇正因素和编制体制。预备队就是在这种形式下登上占史舞台的。
2、集中兵力的定型期
在我国战国之初,已经有了预备队的建制了。先秦兵书辑本《司马法》有这样的文字:“余奇为握奇……,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孙膑兵法》“八阵篇”中主张用三分之一的军队突击,三分之二的军队作预备队。《握奇经》(又名《握机经》)传说为“轩辕臣风后撰”,实为战国之初的产物。春秋末集兵家之大成的《孙子兵法》没有“握机”这个行动样式的任何痕迹,这至少说明春秋时期没有预备队建制,即使萌芽了预备队,也只能是零星地出现,因为缺乏建立预备队的战争基础和经济基础。西方最早使用预备队作战的是古罗马著名统帅恺撒。公元前48年,恺撒在法萨卢斯会战中使用预备队决定性地打败了庞培的军队。预备队这种组织形式在这些时期出现,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打破旧形式全线平分兵力同时出击的作战方式,在预备队出现之前,还缺乏成熟的编制体制条件。集中兵力虽然打破了平分兵力,但未能彻底解决打破兵力的全线同时出击的问题。兵力全线同时出击,,一战到底,缺乏临机制变,则制约了各兵力编队的随机配合,易于各自为战,因此制约了集中兵力的灵活使用。兵力全线同时出击的否定形式是兵力随机和分阶段出击。预备队的出现,使作战的随机性和阶段性的产生和发展有了可靠的编制体制基础。预备队可随机支援主要作战方向的兵力,便于这个方向上的兵力集中。这种集中不是先暴露于敌的,而是临机而动的,因此也就增加了灵活因素。预备队一般是后阶段随机而动的,因此也就使作战出现了一定的阶段性。这些阶段性打破旧作战一战到底的形式,使指挥官控制作战进程有了可能。预备队(作战的后动编组)作战与先动编组作战,在配合时建立了奇正矛盾。这样先动编组的配合作战由原来是奇正整体变成新奇正整体的一环(我们把这一故且称为正)。这时奇正整体出现了更深厚层次,并且开始成熟起来了。可以说,预备队的出现,为奇正的充分发展提供了更为生动、广阔的组织基础。奇正层次的出现,孕育着战略和战术的分离;奇正层次的充分展开,决定了战略和战术的分离。“围魏救赵”是战略集中(以赵钳制魏军为正,而以集中力量直捣魏国为奇)和战术集中(以攻大梁为正,以主力伏于桂陵为奇,主力视为预备队)分离的杰作。在争霸战争之前,战略任务和战术任务是一致的,这是作战整体结构单层次决定的。总之,预备队的产生和发展,为集中兵力增添了革命性因素。以上说的是预备队产生的必要性,下面说其产生的可能性。预备队的产生要有两个前提:一是独立战术编队是联队性质的编队;一是有大规模的军队。只有联队性质的战术编队才能形成战术独立范围深广的编队。正是战术编队的深刻独立性才使先动编队和后动编队的分离有了可能。古罗马的马略建立的联队制军团,为恺撒建立预备队奠定了组织基础。《唐李问对》记载,春秋时管仲将齐军分为三军,每军有五旅,每旅十卒。这里的卒、旅分别相当于古罗马的中队、联队。可见春秋末已经奠定了预备队建立的组织基础。大规模的军队提供了预备队和先动部队分离的雄厚基础。
我国古代最早的有预备队的方阵可能是握奇阵。这里我们可以当时的生产方式中找到答案。战国之初,“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了以公田居中,八方私田环绕的古井田制,导致了公田和私田界限的打破,也导致了“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经》)井田的瓦解。这一变革导致了一场由春秋末初露端倪的军事革命走向成熟。古井田制的基础是土地固定,条理封赐,互不兼并,因此还带有平均主义的痕迹。《孟子》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十二人,步率七十二人,干戈具备,是为乘马之法。”这奠定了当时战车成为主要兵种,奴隶主贵族甲士在为主要军队成分的基础。而当时“如砥如矢”的井田道路利于战车作战。井田作战范围的狭窄和保守的贵族甲士军队成分限制了灵活作战的可能,没有产生具有深刻灵活因素的战斗队形的迫切需要。《唐李问对》认为古八阵来源于井田制,是深刻的。仿照“井”形,出现了八阵的战斗队形,将军居中指挥,其中每一小阵独立范围很小,只是队形变换的单位。八阵的每个方面都只有同时投入战斗,八阵这个战斗队形才具有深广的独立范围。八阵起初是缺乏作战的灵活因素的,明显带有平分兵力的痕迹,但却是当时所能普遍接受的战斗队形。战国初,井田的瓦解促使了军队成分的改变,士兵成分的主体开始是新兴的广大农民,军队开始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军队。两个新兴的阶级变革了旧的战斗队形。笨重、昂贵、技术性强、受地形制约大战车无法适应未经严格训练的农民广泛参加军队、成为军队主体这一现实,步兵于是取代战车成为主要兵种。地主阶级的兴起引起了骑兵兵种的广泛运用,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步骑相对于战车来说,更有利于大规模的普及,因此步骑取代战车使广大农民、地主子弟普遍参加作战成为必然,从而使大规模军队的出现成为可能。大规模军队改变了原八阵只有同时出击才能独立作战的局限性,使八阵的传统的母体里产生了有预备队因素的新八阵,即握奇阵。预备队的运用是灵活用兵的圭臬,促使集中兵力产生变革,这与地主阶级革命倾向、坚决战略是相适应的。
战国初期,比较成熟的奇正整体为奇正的虚实之变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条件,因此打击虚弱成为集中兵力追求的对象。不仅如此,它也为重心的突出和成熟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条件。也就是说,作为局部关键环节的重心,它的成熟与否取决于奇正整体的成熟程度。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众星捧月”。重心这朵红花好不好,还需整体各个环节的烘托,如果各个环节太简单,无“众”,月也是捧不出来的。又如,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只有在资本主义较为发展的时期才较多暴露,才被人们(如马克思)高度注意,并被揭开神秘的面纱。因此打击重心也成为集中兵力追求的对象了。综合起来就是:虚弱重心成为集中兵力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打击对象。《吴子》的“料敌”,《司马法》的“严位”,《孙膑兵法》的“威王问”,都认为用兵的要诀是打击虚弱要害,即可乘之隙。因为是要害点,所以有“乘”的必要。步骑的开始广泛运用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军队适应各种地形的能力预备队临机制变的性质也因此得到发展。这样兵力在任何地方集中成为可能,从而集中兵力的灵活因素得到革命性的发展。
(三)集中兵力冷兵器时代成熟时期的历史(高级时期)
中国从战国一直到清朝末期,西方从罗马帝国时期到中世纪末,都是属于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在量上完善了集中兵力的各种因素,在质上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因素。正如恩格斯说的:“整个中世纪在战术发展方面,也象在其他科学方面一样,是一个毫无收获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26页)在中国,经典兵法基本上是先秦的杰作。中国在这个时期是整个世界封建时代最典型、最发达的国家,因此集中兵力的发展是最为成熟和典型的。明代兵法《阵纪》的“阵宜”篇,对这个时期战斗队形的历史作了系统扼要的阐述。《阵纪》认为,战国司马穰苴建立握奇阵(在一万二千五百人中,以十分之三作奇兵,布于中垒;十分之七为正兵,布于外营)。此阵结构简单,变化不灵活,长于防守,不宜进攻。此阵是早期集中兵力灵活化的基础。随后,齐国孙武建立了“乘之阵”(内外俱方,六十四阵,奇正交错,大阵中有小阵,小阵内外以鸟蛇龙虎命名),此阵创造的大阵包含小阵、奇正交错,使奇正整体在在更广的意义上成熟起来,从而使集中兵力灵活条件开始走向成熟,显示了集中兵力冷兵器成熟时期的到来。但此阵聚合分散繁琐,分不出轻重,集中兵力因素不突出,变化易枯竭。诸葛亮参照古代“乘之阵”、推演《河图》《洛书》的方圆、继承《周易》的矛盾论,创造了著名的八阵图。八阵图把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的战斗队形分别命名为天阵、地阵、云阵、风阵,把东西南北的战斗队形分别命名为龙阵、虎阵、鸟阵、蛇阵;大将居中,掌握四小阵作为余奇;另有游骑二十四阵,位于八阵后;阵和队相互包含,阵中有阵。八阵图充分发展了预备队,不仅有八阵中的预备队,而且有八阵外的预备队。这样,此阵建立了四层奇正矛盾:八阵和八阵之外的游骑建立的奇正矛盾为第一层,八大阵和中军建立的奇正矛盾为第二层,八个大阵彼此间建立的奇正矛盾为第三层,八大阵和中军各自内部诸小阵建立的奇正矛盾为第四层。这把冷兵器时代的奇正整体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地步。正是奇正整体在此阵高度成熟,因此其中的奇正变化是无穷的:此阵可伸可缩,可开可合,进退有制,可翻滚而扩张,可归并而还原,合拢为一大阵,分别则为九处,当敌之处都可为阵首,变化之妙都至于无穷。可以说,后代各种冷兵器战斗队形都难出其右。如唐朝李靖的六花阵,戚继光的鸳鸯阵,等,都是源于此的。奇正整体的高度成熟,奠定了战术集中高度成熟的基础。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都保持着强大的军队,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中国此时具有成熟的战术奇正整体发展成成熟的战略奇正整体、成熟的战术集中发展成成熟的战略集中的基础。为此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战略集中,如孙膑的“围魏救赵”,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汉光武、曹操、唐太宗、明太祖等对诸敌军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
西方国家进入中世纪后,基本上是处于诸国林立的状态,军队规模不大,重装骑兵为封建军队拙于机动性和灵活性,长期使用缺乏坚决政治目的雇佣军:这些因素制约了集中兵力灵活因素和歼灭因素的发展,使集中兵力处于萎缩状态。这个时期仅值一提的是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主要兵种,为集中兵力的发展提供了机动基础。因此西方在中世纪里,集中兵力的文明是暗淡无光的,没有成熟期。在这里我就不多说集中兵力的发展情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