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王根英在上海

　　与亲人一次又一次生离、乃至死别，似乎是那个时代每一位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命运。对于王根英这位曾经的革命战友加革命伴侣，陈赓一直用自己的方式默默铭记着。

　　革命夫妻

　　1933年12月，二姐王根英在家里被特务带走的情形，王璇梅一直都深深记在脑海里:“那一天，四五个穿长衫的特务找上门来，说要把王根英带走询问情况。家人知道不妙，哥哥赶紧把特务头子引到里屋，拿出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想疏通，但磨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什么效果，姐姐终于眼睁睁地被带走。”当时11岁的王璇梅现在回忆说，当时陈知非刚4岁，这是他与母亲王根英的最后一面。

　　在陈知非的童年记忆里，对“父亲”与“母亲”的印象几乎是一片空白，他也是直到查了湖南老家的家谱，才确认自己是1929年出生。有关母亲的形象，他都是在后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出生于1906年的王根英是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8岁时王根英便跟着姐姐，到纱厂做工。“记得早上四五点钟左右，天还没亮，妈妈就起来给几个姐姐做早饭，然后上工，晚上18点才下工回家。”王璇梅是家里的老小，比王根英小16岁，对姐姐的回忆也并不清晰。

　　1923年，17岁的王根英转到怡和纱厂做工。此时，恰值中共利用教会名义，以纱厂工人为对象，开办了工人夜校。好强的王根英是这所夜校的第一批学生。家里的贫苦状况以及在工厂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使王根英对共产党有了天然的亲近感，她也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而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二姐不仅三次武装起义都参加了，而且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前，受周恩来委托，把一些枪支拿到家里藏起来。”

　　王根英是在夜校时认识的陈赓。陈赓追求王根英的方式，也成了后来许多文艺作品重点描绘的一个细节:陈赓对年轻、充满革命热情的王根英产生爱慕之情，就写了一张字条请人递过去。没料到条子传到王根英手里，被泼辣的她认为是扰乱会议，顺手贴在了会场上，立即成为各代表休息时的笑谈。陈赓一看爱情表白被公布于众，索性又写去第二张，结果又被贴出来，连写三张都是同一个下场。周恩来得知后批评陈赓求爱不讲究策略，还是他与邓颖超出面找王根英谈话，最终撮合成了这一对。

　　“起初姐姐觉得能说会道又爱开玩笑的陈赓有点滑头，不太同意。”现已84岁的王璇梅笑着回忆。被王根英接受后，陈赓经常跑到王家，跟王根英的父亲聊天，“父亲觉得陈赓口才好，人又机灵，很喜欢他”。王根英八九岁时，家里按当地风俗，给她定了门娃娃亲。与陈赓结识后，她请求父亲为她退掉这门婚事。王父于是请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去男方家说情，最后请了一桌酒席，男方只好同意退婚。“那时候一般女孩子订了婚之后再退掉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二姐一直也感谢父亲。”

　　1927年，陈赓与王根英结婚。在王璇梅记忆里，陈赓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好像从来不记得他在家里休息过”，像当时的“白领”一样，每天或着蓝、灰长衫，或着绸缎上衣，别人问起来，姐姐回答:“我家先生在洋行里工作。”

　　陈赓与王根英最后一个住处是上海保定路一个很大的弄堂里，住的是后楼一间小屋，紧挨着凉台。像上海普通人家一样，王根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倒马桶，然后洗刷干净放在凉台上晒干。但陈赓总是不等马桶晾干，抢着第一个用马桶。每逢此时，王璇梅总是偷偷向姐姐告状:“姐，马桶还没干，阿哥又抢先用啦！”陈赓就得意地哈哈大笑:“小妹，拿报纸来。”

　　还有一次，王根英在气炉上煎河虾，不小心把虾煎糊了，不舍得倒掉，想把糊的部分拿去洗洗后接着吃。但陈赓一把抢过来，往虾碗里吐了几口，一边吐一边顽皮地看着姐俩笑:“这下不能吃了吧！哈哈！”

　　可惜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样的生活，对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来说显得太过短暂。

　　上海岁月

　　1929年，王根英生下了陈知非，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璇梅都住在姐姐家，一方面是帮助照看小知非，另一方面，她后来悟道，这也是陈赓出于地下工作的需要，装成一个完整的上海小家庭模式，不会惹人怀疑。

　　其实从1928年4月，腿伤未愈的陈赓就到特科负责领导情报工作。对那段时光，王璇梅印象很深的是搬家，“一个地方住几个月、半年，稍有情况就立即搬家”，每次搬家前，陈赓与王根英都先把她和小知非送到娘家，待安顿好后再把他俩接到新家里去。

　　陈赓与王根英的第一个家在辣斐德路一间楼下的厢房里，有一天9岁的王璇梅带着只有2岁多的小知非到街上玩，迎面看见英租界的印度巡捕——上海人称其为“红头阿三”。小知非突然用手指着“红头阿三”说:“你红头阿三的枪，没我爸爸的好。”“你爸爸身上用枪？”“红头阿三”马上警觉地用上海话问，小知非点点头。

　　于是印度巡捕就一路跟着两个孩子到了家里。正在家里的王根英听到巡捕问枪的事，愣了一下，急中生智:“有，有枪，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说着便到放知非玩具的木头柜里，取出一把木制长枪。“红头阿三”找不出什么破绽，只好离开。

　　王璇梅回忆此事说:“陈赓有一把手枪，每天放在枕头底下。我后来猜测知非肯定见过，说不定还玩过，所以一直觉得爸爸的枪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陈赓与王璇梅说起此事，“你们闯了祸，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满不在乎的，可把你姐姐吓坏了”。没过多久，陈赓又一次搬了家。

　　还有一次，王根英带着妹妹与儿子，坐一辆黄包车经过外滩南京东路路口时，突然被一男一女两个巡捕叫住，女巡捕很仔细地搜查王根英，而王璇梅只顾东张西望地看四边热闹。巡捕搜查未果，抬手放人。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王璇梅与丈夫陈锡联到陈赓家里做客，陈赓还指着她鼻子说:“你这个小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二姐把手枪缝在你棉袄背里，你一点也不知道。”王璇梅后来才知道，姐姐经常趁自己睡觉时把文件和材料缝在她的棉袄里，因为巡捕一般不会搜查孩子。

　　“有一天，姐夫说带我们去看变戏法，我和姐姐抱着知非坐一辆黄包车，姐夫单独坐一辆，一起到临街的一个小屋里。屋里有个小戏台，里面有不到20个观众，木头椅子可以移动。变戏法的人拿个空盒子，一会儿变出一把糖来，撒给底下的人，我们小孩子都欢天喜地地吃着糖;一会儿他又拿出另一个空盒子，一下子变出一盒蛋糕，我们又高兴地等着他给大家分蛋糕吃，哪知他一提盒子拿走了……”

　　过了很多年，王璇梅才想起当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她和小知非兴高采烈而又聚精会神地看变戏法时，台下观众席里并没有陈赓，他一直在后台抽空和那个变戏法的人说话。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她并不知道，台上那个年轻又“长得不错”变戏法的人，其实是当时陈赓的上级、大名鼎鼎的顾顺章。而顾顺章就是不听劝阻，在一次变戏法时被抓的。据说当年陈赓到顾顺章家中，发现此人吸毒，回来便感慨地说:“只要我不死，准会看到顾顺章叛变！”他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忧虑。中央正考虑将顾调离特科时，顾顺章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