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思想的新发展

　　“和谐世界”，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如今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这是“和谐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

　　2个多月后的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

　　中国领导人对“和谐世界”的思考也在逐步深入。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讲话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回应，国外媒体也对讲话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认为这是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并希望与其他各国共建和平、繁荣、和谐世界的信息。

　　与“和谐世界”相呼应，上海合作组织已将建设“和谐地区”当作本组织追求的目标，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开始谈论“和谐非洲”的前景 ……

　　●　理念篇

　　“和谐世界”里的丰富世界

　　“真理好比燧石，越是敲打，发出的光辉就越灿烂。”探解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的瑰宝――“和谐世界”理念亦是如此，它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它继承传统反映现实，它立足中国观照全球。

　　
　　―――深―――

　　“和谐世界”是中国既往外交思想的深化。

　　康绍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例，当年是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和平共处”，而现在的“和谐世界”，是需要交流，需要共同参与国际社会规则的制定。应该说，“和谐世界”相对于“和平共处”，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王根华（外交部政研司处长）：要避免认为“和谐世界”是一个简单的重复，再提没有什么意义。大国需要大理想，必须有自己的特色。美国从一战之后，就一直抓着“民主”和“自由”不放。“和谐世界”把中国传统的精髓凝聚其中，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力量，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和谐世界”是中国对理想世界的解释，加强了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话语权。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只是经济上、物质上的强盛，同样需要精神上、文化上的繁荣。

　　“和谐世界”内容深厚。

　　郑启荣（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和谐世界”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和谐世界”首先强调在政治上要建立一个法制世界，国家、地区、集团之间应该和平共处，而不以武力相威胁，应该和平解决争端，在国际事务中，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办事。

　　其次，在经济上强调共赢、共荣。在对外政策宣示中，我们不断强调，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跟世界共享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有益于中国，造福于中国人民，而且给世界带来发展。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和谐世界”鼓励文明的对话，主张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相互学习。这个理念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也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强调要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和谐世界”自成体系。

　　王根华：“和谐世界”是自成体系的。我们之前提出的一些对外关系主张，都很好，但是没有把政治、经济、安全、文化都完整地包括进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谐世界”是中国对国际关系主张一次综合性的概括。

　　―――变―――

　　“和谐世界”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深刻变化。

　　郑启荣：我们不能想象20年前会提出“和谐世界”这样的思想,现在，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主流。冷战后,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 它们虽然有矛盾,有竞争,但也有协调、合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国之间发生全面对抗的可能性比较小。

　　世界目前处在转型的时期，动荡和发展不平衡是这个时期的明显特征，各种矛盾也在凸显，需要寻找更具包容性的办法，去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杨成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建立和谐世界的一个关键是处理好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今世界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处于独霸地位。美国右翼保守势力认为美国可以恣意推行单边主义，但是，在美国陷入伊拉克困境后，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影响在逐步削弱。相对而言，大国关系的调解机制略胜于20世纪，大国关系朝着稳定方向发展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印经济的发展，印巴关系的缓和，非洲整体的和平局面，拉丁美洲的发展，都是建立和谐世界的有利条件。

　　“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国家战略的哲学基础的变革。

　　刘江永（清华大学教授）：我个人认为，提出“和谐世界”，不是简单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复兴，也不是外交口号的变化，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是从过去的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的“斗争哲学”，演变为认为世界是一分为多、多合为一的“系统唯物主义哲学”。

　　“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身份的重大转变。

　　郑启荣：“和谐世界”的提出与中国自身发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着巨大变化，包括中国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在国际上的定位。比如说，过去是作为革命者、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现在中国更多是以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国际规则制订的参与者、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者身份出现。身份的变化为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基础。

　　“和谐世界”反映了中国外交心态的积极变化。

　　王根华：我们以前所提出的许多国际主张，是将自己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以造访者的姿态来看待国际局势。但是，“和谐世界”的提出，说明我们在心态上已经变化，我们是国际体制的参与者，对国际体制是有自己的主张的，我们必须在国际社会里有自己的声音，要发挥大国的责任，维护国际体制的稳定和发展。

　　―――通―――

　　“和谐世界”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通。

　　王根华：“和谐世界”是外交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前我们提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背后也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但是，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中国文化放到我们的对外关系上，鲜明地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无论是“和”、“合”、“仁”的思想，还是“中庸”、“和而不同”，都进入了“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是中国内政在外交上的延伸。

　　王根华：内政与外交是统一的。在国内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很自然地延伸出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亚洲。从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再到建设和谐世界的提出，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务实和创新。

　　“和谐世界”与人类追求幸福的普遍愿望相通。

　　郑启荣：国家平等的原则在《联合国宪章》中一以贯之，而且，宪章提出的平等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关系，也适用于人与人的关系，体现了宪章以人为本的精神。从宪章的宗旨、原则，都能看出其对基本人格、人权尊严与价值、男女平等权利的强调。这和“和谐世界”思想中的内容不谋而合。

　　所以说，“和谐世界”理念和人类追求进步、发展的普遍愿望相通，和人类的普世价值相通。

　　向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是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源泉。

　　白露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和合”思想

　　在中国古代经典论述中，“和”指和睦、和平、和谐；“合”指结合、融合、合作。“和合”并举，意为和谐、协调与合作。

　　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对“和合”思想进行了论述。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和”视为做人处事的重要标准，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重要的。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命题，深刻阐述了“和”不必一定要“同”，而“同”者也可能“不和”，以及善待自己更要善待他人的道理。在儒家看来，“同”并非“和”的先决条件，能在“不同”中求“和”才是最高的境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

　　中国古代另一大思想流派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一直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在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一直持颇为开放的心态。在为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东方智慧感到骄傲的同时，并不妄自尊大，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并最终实现与众多外来文化和睦共处、和谐发展。

　　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后，中华文化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来自印度的文化。到公元3世纪，佛教已广为传播，出现了各种学派，到公元7世纪进入鼎盛阶段，形成了诸多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派。与此同时，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经过长期融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年以后，当佛教早已在印度没落时，中国保存的大量佛经“反哺”印度，弥补了印度历史的很多空白。

　　公元7世纪，当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盛唐时期，但中华文化并没有排斥这种外来文化，而是允许其自由传播。到12世纪，伊斯兰教已大规模传入中国，宋朝政府特意颁布保护穆斯林的财产法。到13世纪，伊斯兰教徒遍及全国，元朝政府专设伊斯兰教事务机构，给予伊斯兰教传教者诸多优待。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

　　基督教也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唐王朝先后在长安等地修建许多教堂。在耶稣诞辰日，不少王公贵族会亲自为教堂题匾送礼，以示庆贺。13世纪时，基督教在中国盛行，连皇帝忽必烈的母亲都是一个基督教徒。17世纪，包括利玛窦等在内的欧洲传教士更是纷至沓来，在中国发展教会，培养信徒。

　　公元8世纪前后，犹太教沿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均有犹太人定居过的记录。10世纪，在开封等地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犹太社团，开封至今还保留着有700多年历史的犹太教堂。犹太教来到中国，获得中国统治者“一视同仁”的待遇，犹太人始终与客居地的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权利。犹太教与儒教、佛教和道教相互扶持，和平共处。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绝大多数王朝在建立起来之后，都注意止戈息武，强调“协和万邦”，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太平”。即使是鼎盛时期的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央政府也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向外侵略扩张，谋求霸权。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被沿途各国公认为友好交流之路。郑和曾经七下“西洋”，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舰队，但舰队远航的目的并不是抢掠土地，索取财物。郑和的船队从东南亚到东非，远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路带去的是互利贸易和邦交友谊。

　　“和谐世界”理念将“和合”思想推向世界

　　“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胡锦涛主席在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向世界表明，不断发展的中国，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综观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和谐周边”等理念的阐述，其核心正在于倡导“和为贵”，不同文化和平相处，共生共长；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善待他国，异而不斗；世界多元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辅相成。这一切，既是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千年交往史的经验总结，也是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将中华文化中的价值精髓向世界做郑重推荐。

　　中国推介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主张，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包括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英国《经济学家》在内的国外主流媒体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中国通过挖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向世界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魅力；中国所主张的国际关系新理念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从长远来看，“和谐世界”这一主题的提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将产生深远影响。《印度教徒报》在一篇题为《从“恐华症”到“中国热”》的文章中，赞扬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和多元外交在世界上赢得了广泛的朋友，“中国成功地消除了人们的惧怕心理”。美国《新闻周刊》还特别以孔子像作为封面，指明中国正在向世界推介“和合”思想。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