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面，要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这一提法将世界革命目标与中国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是基本正确的。但林彪在1965年9月3日发表的《人民革命战争万岁》一文却做了错误的解释，该文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对当时的世界局势进行了所谓分析，文章牵强附会地认为亚非拉国家是世界的农村，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是世界的城市，亚非拉国家各国人民应该像中国人民一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林彪的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世界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是进行外交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林彪提出的理论严重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工作，使中国与北美、欧洲发展外交关系的努力受到指责，中国与西方国家谈判建交的重要外事活动出现停顿甚至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在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大量无偿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竟然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延误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大力推行林彪提出的所谓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论的同时，极左分子还极力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执行了一条所谓“三降一灭”和“三和一少”的路线。“三降一灭”指：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搞和平，对修正主义搞和平，对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在否定过去17年外交路线和外交工作成就的同时，他们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狂妄自大地把北京称为世界革命中心。
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权力也受到威胁，同时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在内的外交工作领导干部都成为他们斗争对象。在造反派对外交部严重冲击下，外交部已经不能正常办公，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而中国驻外大使也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以参加“文革”为名，实际上对这些外交官进行了野蛮批斗，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也被打乱。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独尊的外交活动，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乱。他们不顾内外有别的实际情况，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等错误提法，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出现一系列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做法，如驻外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外国人滥发甚至强行发放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引起反感；利用使馆新闻公报等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方式宣传“文革”；有的居然还向伊斯兰教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受到强烈反对；在出访演出中，在演出前则必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语录革命性极强，矛头直指所在国，引起所在国强烈不满和反对；在驻外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则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公开点名指责一些国家，引起驻在国的不安。
在尼泊尔，有少数人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闹事，中国使馆工作人员为此向尼泊尔提出口头抗议，尼泊尔政府表示以后不会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及受侮辱的人员也表示了慰问。据此，使馆工作人员认为应该采取灵活外交，不必向尼泊尔提出书面抗议了。但康生指示：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国向尼泊尔正式提出“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
在民主德国，一辆中国大使馆公务用车与德方一辆载重汽车相撞，造成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出现伤亡事故。这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当时什么都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无端怀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搞政治阴谋，而且还以国家名义公开向他们提出“最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出现非常紧张的情况。后在周恩来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两国关系才消除紧张局面。
在缅甸，受中国“文革”影响，华侨学校的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进行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是缅甸的蒋介石。结果引起缅甸政府极大不满，一方面，缅甸宣布废除《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为此中国撤走了412名援缅专家；另一方面，缅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缅甸政府领导人的华侨学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周恩来对此分析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在柬埔寨，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一些工作人员支持下，一些柬埔寨华侨也学着中国国内的样子佩戴毛泽东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满，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对这种现象怀着极大的不满说：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变成进行报复活动的工具！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控制，柬埔寨将请中国大使馆外交工作人员回国！周恩来及时处理此事，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亲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证，这样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才不至于被驱赶回国。
到了1967年8月，在北京甚至还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涉外事件。8月22日晚，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从三面冲进代办处，并放火焚烧，致使9辆汽车及许多房屋被烧毁。周恩来总理在火烧英代办2个小时后就对造反派和红卫兵发表了讲话：“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火烧英代办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任何外交行动应由政府决定，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就使我们输了理。”
在周总理批评造反派制造火烧英代办这样的荒唐事件不久，又发生了16岁的小姑娘坐镇指挥造反派和红卫兵突然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这位年仅16岁的“总指挥”为何要包围苏联大使馆时，这位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辞地回答共和国总理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令周总理极为气愤。
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主席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以上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我国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使我国与各国外交关系出现暂时的困境，当时已经与我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我国发生了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如果不及时纠正并扭转这一局面，我国外交工作甚至会出现严重倒退的恶劣情况。
对于外交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给予高度关注并采取得力措施及时扭转了外交工作的被动局面。周恩来要求在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潮，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外交人员的组织纪律性。毛泽东于1968年5月严厉批评了类似“世界中心——北京”这样惟我独尊、狂妄自大的错误提法，以及“以我为中心”的大国沙文主义口号，要求注意在外交工作中不要强加于人。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又专门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向世人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随后，我国开始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并在一定的场合，主动承担了因我而起的外交纠纷的责任，逐步恢复并发展了与一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例如：中国同南斯拉夫停止了相互指责，签定了贸易协定，恢复了互派大使；中国改善和加强了同朝鲜的关系，当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入侵朝鲜领海并被朝鲜海军扣留事件时，中国政府于1月28日发表声明，支持朝鲜的立场和做法，随后两国领导人还进行了互访，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友好关系；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中国建交高潮，先后有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智利等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
经过努力，我国及时摆脱了“文革”对外交工作的恶劣影响，逐步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正像邓小平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