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世纪英国殖民势力进入印度洋和亚洲地区后,由于这里远离英伦三岛,在蒸汽机时代,远距离输送颇费时间,仅靠舰船运输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处置危及殖民统治的突发事件,更难以与它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地形成完整稳定的殖民统治体系。而印度扼控东西海上、陆地通道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加上它的多民族、多宗教和多语言的特点,这就增加了印度在大英帝国战略天平上的份量。英国前印度殖民总督寇松,对印度的军事地理特点及其对英国构建殖民体系的战略价值的评估具有代表性,他说印度好像一座堡垒,两面以大海为堑壕,其余部分以高山为屏障,只要控制住印度,就能有效地控制从阿拉伯、波斯、阿富汗、西藏和向东至退罗(今泰国)的形势,以有利于英国建设庞大、完整的殖民帝国体系。寇松还在1894年出版的《远东问题》一书中,对印度在大英帝国战略谋划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作了概括:“印度帝国处于地球上第三个最重要部分的战略中心。但是,没有比在它对远近邻邦的命运所起的政治影响上,以及他们的盛衰系于印度这轴心的程度上更看得出它的中心支配地位了”。寇松关于印度应当成为这一地区的“中心支配地位”国家的观点,在当时的英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英帝国“印度中心论”的核心是充分利用印度的自然优势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借助其丰富资源和雄厚人力,逐步向亚洲大陆及海湾地区拓展势力范围,“使英国和印度联结起来”,经“旁遮普、印度河和恒河,到红海和马耳他岛”,把这一极为广阔的陆地、海洋联成一片。历史证明,在这一殖民链条之中,印度不仅是大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中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英国向亚洲及印度洋沿岸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战略基地。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和他所领导的印度政府,崇尚大英帝国的“印度中心论”的观点,全面继承了英印殖民时期的政略、战略。英国势力撤出南亚和印度洋周边地区后,获得独立的印度政府认为,只有印度才有资格填补英国撤离所造成的空缺,也只有它才有能力全面继承英国留下来的政治、军事遗产,以尽快“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印度独立后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国大党及其领袖们,素以英印殖民政权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自居。尼赫鲁总理就曾说过,印度政府继承的英印在其它国家的特权是“世袭”的,这说明独立的印度政府对英印政权来说是位居“晚辈”的后继者。因此,独立后的印度在对外政策上仍然奉行英印殖民政权的方针、原则。印度认为“不管是中东、西亚,还是东南亚或中国,都将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为了防务的目的而依靠印度”。尼赫鲁崇尚英印殖民时期的“印度中心论”观点,他的基本思想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披露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的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在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担任首任总理,他的“印度中心论”思想有所发展。1949年10月2日在给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声称:“今天全世界都公认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尼赫鲁的话清楚地表明,印度不仅企图成为亚洲中心,而且企图领导整个亚洲走向未来。尼赫鲁崇尚“印度中心论”的基本落脚点在于要建立一个大印度帝国,
这个设想蓝图源于英印时期谓建立一个内湖、两个同心圆和三个缓冲区的印度安全战略。20世纪30年代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说:“我个人对于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缅甸和锡金、阿富汗和其它国家”。40年代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时,发现了“印度的新概念)”,而这个“新概念”包括了东南亚地区。由此看来,尼赫鲁大印度帝国的构想在英印时期所谓印度安全战略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竟然将东南亚地区也包括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领导的印度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早已确定的大印度帝国的设想。具体实施步骤是首先统一南亚次大陆,稳住后院,然后再全部占领北部山地的有利地形和通向亚洲腹地的战略通道,与此同时,逐步发展海上力量,经略印度洋,最终建成从陆地到海上将东南亚到中东地区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大印度帝国。然而,印度由于缺少英国那样的实力,便通过积极参与世界性事务来提高国际地位,进而谋求世界性大国作为国家战略重点。为此,印度树起了“不结盟”的旗帜,以在两大阵营之间谋求最大利益;在南亚地区,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树立区域性大国形象,完全取代英国在南亚地区的地位与作用。
为能尽快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真正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并建成大印度帝国,尼赫鲁政府全然不顾国家面临的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热衷于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扩大势力范围,强行将国家安全边疆拓展到理想位置。为此,印度调动主要军事力量,力图用军事手段解决与巴基斯坦的矛盾;胁迫不丹、尼泊尔订立屈辱性条约,从而使印度全面取得了当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不丹。尼泊尔的权益;派出武装力量进驻锡金王国等等。印度独立之初对周边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战略行动,充分说明印度政府决心全面推行英印时期的对外政策,对它认为利益攸关的地区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影响亚洲及印度洋地区形势的“中心”,并在印度认为理想的位置构建安全战略边疆。
尼赫鲁政府全面继承了英印殖民政府对中国的政略,从扩张主义的立场出发,顽固地推行把西藏变为缓冲国的政策。尼赫鲁政府认为,“无论过去和现在,在南亚居主宰地位的国家无不从战略上考虑把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视为极端重要的地区”,“谁统治了这个地区(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谁就取得了对于敌手确定无疑的优势”。出于这种地缘政治的战略分析,印度认为“实行把西藏变为缓冲区的政策不仅为地缘政治学规定而且是保持印度安全的最经济办法”。加之英印殖民时期印度曾经用武力夺取了在西藏的若干特权,事实上取得了在西藏的军事存在权,使印度与西藏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尼赫鲁总理曾经表述这种关系,他说早已习惯印度“在西藏世袭权利”,“到西藏就如同在自己国内”。尼赫鲁总理已经把西藏看作是印度的世袭领地。从军事战略方面考虑,对于印度来说,只有将它的军队驻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基于这种分析判断,印度政府认为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尽快扩大英印殖民时期在西藏夺取的特殊权利,才能够使印度获得最大的战略利益。这是印度对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印度独立后直到整个50年代,总的对华战略思想是在“不结盟”的旗帜下,在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又要完整保持和扩大当年英国在西藏的战略利益,谋求在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藏族聚居区形成一个以文化、宗教为纽带的政治实体,把西藏变成印度影响和控制下的中印间的缓冲国,使世界两个人口大国脱离直接接触。在战略指导上,强调谨慎从事,注重运用渗透手段,采取试探性前进政策和逐步扩大的方法,力求在中国未完全有效地控制边境地区以前抢占更多的领土,夺取和全面控制南亚地区通向亚洲腹地的战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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