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战争：尼赫鲁政府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在印军挑起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并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中国政府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三项建议，声明指出：

　　“最近，中印边境上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十分不幸的。中印两国人民从来是友好的，今后也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印两国竟由于边界问题而兵戎相见，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

　　“目前，剧烈的战斗正在进行。这种严重局势的发生，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痛心，也引起了亚非国家和人民的不安。中国和印度之间究竟有什么问题不能和平解决呢？中国和印度究竟有什么理由发生流血冲突呢？中国不要印度一寸领土。中印边界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和万隆会议的参加国。中印两国的关系纵然目前十分紧张，也没有理由抛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精神。中国政府认为，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

　　现在，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郑重地提出以下三项建议：

　　（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

　　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声明最后呼吁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响应，呼吁亚非各国政府作出努力，推动三项建议的实现；并呼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促进中印友好、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作出积极反应。

　　中国政府发表三项建议的同时，中央军委严令中国边防部队：在东线打下达旺、东新桥、瓦弄（瓦弄只是逼近未打）等地后，暂时不打；在西线，力争肃清巴里加斯以北印军设在我境内的据点，境外印军如下向我挑衅，坚决不打，更不准越出国境线。总参谋部命令：中国边防部队在攻占达旺后，暂不过达旺河，在达旺河以北地区集结，休整待命。

　　印度政府在中国政府发表三项建议声明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如果中国人自称的要和平解决分歧的说法的确是真诚的，那么他们至少退到他们于1962年9月8日以前在边界全线所处的地位上去，然后印度政府准备在双方同意的任何一级上举行会谈和讨论”。还说，“印度始终准备通过会谈和讨论来解决分歧，但只能是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任何国家——不管它可能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之下这样做”。“中国人提出的，从他们所谓‘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的”。并且攻击这个建议是“一种骗局”。10月27日，尼赫鲁总理复信周思来总理，认为“逆转印中关系恶化趋向的明白而直接了当的方法”，就是“诙复1962年9月8日前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局面”，坚持要中国从自己大片领土撤出后方能举行会谈。

　　11月4日，周恩来总理针对印度政府10月24日的声明和尼赫鲁总理10月27日的信，再次致函尼赫鲁总理，就中国政府提出的三项建议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关于中印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的建议，是中国政府早在1959年就提出来的，更具体他说，是我在1959年11月7日给你的信中提出的。中国政府现在是重申这一建议。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仍然是1959年11月7日当时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具体他说，它在东段大体上同所谓麦克马洪线一致；在西段和中段，大体上同中国一贯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一致。中国政府所以着重地重新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根据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深深地体会到，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按照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而且，阁下一定知道，这项建议具体执行起来，中国武装部队在东段从现在驻地后撤的距离，会远远超过二十公里。印度政府在10月24日的声明中，把中国政府这项公正的建议说成是骗局，说成是为了愚弄人。这使得中国政府感到十分遗憾。阁下显然知道，实现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并不等于边界问题的解决，因此，丝毫不妨碍双方保留各自对边界的主张。不管我们双方对中印边界问题有着怎样不同的观点，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很久了。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我们两国在1959年以前友好相处，为什么到了1959年以后就不能友好相处了呢？当然，我们都希望边界问题能够尽快地友好解决，但是，为什么在边界问题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我们两国就一定要兵戎相见呢？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全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的建议，正是为了创造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即使边界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保证在边境上不发生冲突。印度政府在它的声明中说，印度‘只能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进行会谈，我认为，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基础。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中印双方就可以迅速指派官员，就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进行谈判。在这一谈判取得结果并且讨论实施的时候，两国总理就可以举行会谈，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

　　周恩来总理在信中，还对尼赫鲁关于“恢复1962年9月8日前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局面”的观点，给予了驳斥，指出这是同扭转目前的局势和恢复中印友好关系的目的背道而驰的。他说：“我不愿意恢复旧的争论。但是，既然谈到所谓1962年9月8日以前的中印边界状况，我就不能不指出，这种状况是不公正的，它孕育着边境冲突，它是不应该恢复的。对东段而言，我相信，印度政府一定掌握1914年关于所谓麦克马洪线的原图。根据这张图，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西端起点。分明是在北纬27度44.6分。可是，印度政府硬说是在北纬27度48分，并且以此为理由，不仅拒不撤走在线北克节朗河地区的印度军队，而且积极部署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要把守卫着这个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清除掉’。这就是9月8日以前中印边界东段的状况，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就西段而言，阿克赛钦地区从来就在中国管辖之下。早在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通过这里从新疆进入西藏阿里的。从1956年至1957年，中国政府又通过这里修筑了工程浩大的新藏公路。可是，印度政府硬说，只是到了1957年中国方面才到了这个地区，并且以此为借口，从1961年起，使用武力片面改变西段边界状况，侵占了1959年实际控制线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建立了四十多个军事据点。这就是9月8日以前中印边界西段的状况，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同意恢复这样的状况呢？”并且指出：“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互相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但是，印度政府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只适宜于强迫战败者接受的屈辱条件。总理阁下，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片面要求强加于另一方。印度有自尊，中国也有自尊，正是从维护中印双方的这种自尊出发，中国政府才提出了10月24日的三项建议。我诚挚地呼吁阁下再一次考虑这三项建议，并且作出积极的响应”。

　　中国政府三项建议和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又一次表明了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三项建议是中国政府给予印度政府的一个回旋余地，希望尼赫鲁政府能够从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行动中明白：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靠诉诸武力解决边界争端是徒劳的，接受中国和谈建议、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才是印度政府应持的态度。11月8日，尼赫鲁在印度下院发表讲话时说：“印度仍然坚持双方撤到9月8日（1962年）以前的位置然后才举行会谈的建议”。9日尼赫鲁又在联邦院发表了同样拒绝和平谈判的讲话。14日，尼赫鲁总理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再次拒绝了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而提出的三项建议。

　　中国的立场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赞扬，国际舆论积极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普遍反映“中国的建议是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步骤”、“事实证明是印度武装侵占中国领土而不是中国侵入印度”。10月2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指出“声名狼藉的‘麦克马洪线’是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这条线从未被中国承认过。”“中国政府十月二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三项建议是建设性的，是中印双方开始谈判和和平解决争端的可靠的基础。”就连西方的报刊和通讯社也承认：是印度拒绝和平谈判，挑起了中印武装冲突。印度驻中东的一名记者报道说，“即使在入侵一周以后，还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和政府、党派、报纸以及知名人士表示过同情印度”。一些亚非国家的元首、政府官员和社会舆论普遍呼吁，中印双方应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境争端。有些国家还自愿出来调停。然而，对于这些善意的关切，尼赫鲁却抱怨说：“人们劝我们要学好，不要打，好象我们喜欢战争的样子..”，还说：“这些所谓的不结盟国家是糊里糊涂的，也有点怕中国，所以如果（因为）它们不直接了当地站出来替我们辩护，支持我们的立场，我们就跟他们生气；那是无济于事的”。失道寡助，尼赫鲁政府不放弃它的侵略立场，在反华的道路上愈走愈远，陷入了越来越孤立的困境。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真正使德里感到伤心的是，它发现中立主义集团的其它国家全都抛弃了印度”。《伯明翰邮报》也说：尼赫鲁所奉行的对华政策，使得他“威信扫地”，“他不得不在一种危险地孤立的情况下，挑起这副担子”。的确，尼赫鲁在晚年的政治生涯中，不得不在孤寂中自酌自饮自己酿造的苦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