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年3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的意见,提出了释放印军俘虏的计划。计划从4月10日起到5月中旬将现有印军被俘人员3213名分批释放完毕。计划中,关于释放和遣返印俘的地点,除考虑保密和交通、住宿等条件外,也适当照顾印方接收和转运的方便。
1963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释放印俘的通报》。通报说:中央决定主动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这一措施,中国政府将通知科伦坡会议六国和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并已提前通知巴基斯坦。印俘的释放和遣返,仍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办理交接手续。拟从4月15日起至5月中旬,将现有印俘3213名分批地全部释放完毕。通知说:待中国国防部声明发表后,各地可根据上述文件适当地作些宣传解释工作,着重说明中国政府继主动停火和后撤之后又主动释放全部印俘,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和气氛,以揭露印方的无理立场。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释放印俘的通报》和《总政治部关于释放俘虏计划》,在西藏、新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与帮助下,西藏、新疆军区有关的边防部队,认真地制定了释放印俘的具体方案。为使印俘在路上“走好”,在交接中把他们“放好”,使印俘回国后有好的印象,中国各有关边防部队和印俘收容所,都认真加强了对释俘工作的组织领导,对管理俘虏的干部和有关人员,进行了动员教育,提出要求。在积极筹划和供应各种物资的同时,又认真地组织区分了印俘人员的编队,填写了印俘人员残废证明书、俘虏死亡证明书和伤病俘病历表,并对红十字会小组、民警、车队、警卫、修路、卫生人员和记者工作等也都进行了具体的安排。西藏、新疆军区有关的边防部队、各俘虏收容所,还对印俘进行政治教育,开展中印友好活动。在物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力安排好俘虏的生活,认真做好释俘工作的各项准备。
1963年4月2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中国政府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印军被俘人员发表了声明。声明说:“中国政府已经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军事人员。根据气候和交通情况,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的边防部队将从1963年4月10日开始分地、分批释放和遣返这些被俘印度军事人员。中国边防部队将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协助办理有关遣返事宜。”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在1962年12月间,中国西藏地方边防部队就已主动地在邦迪拉、梅楚卡、德让宗、瓦弄、江(让)等地先后释放了被俘的印军伤病员716名。还有15名被俘印军人员,被派往协助看管中国方面交还给印度的军事物资,并随同这些物资的移交回到印方。在此期间,中国红十字会还把全部被俘印军人员的名单交给了印度红十字会。”
声明说:“关于处理被俘印军人员问题,中国政府早在1962年11月21日声明中就提出,由双方政府指派官员在边境会晤商谈。但是,一直等到现在,印度政府未作任何表示。考虑到被俘印军人员早日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同时,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决定不等中印官员会晤即全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
声明指出:“中国边防部队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是中国政府力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自从中国边防部队采取主动停火的措施,停止了不幸的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以来。已有四个多月了。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方面为和缓边境局势,创造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做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继主动停火之后,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实施后撤计划,并且已于1963年2月28日完全撤退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20公里以外地区。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号召,中国政府还决定不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设立民政检查站。中国边防部队还主动把缴获的大量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印方。现在,中国方面又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
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还着重指出:希望印度政府正确地理解中国方面所作的努力。停止向中国境内窜扰,并且以中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亚非人民团结为重,早日回到谈判桌子上来。
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和总政治部的指示,从4月10日开始至5月25日止,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印军人员。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先后分批在巴底通、棒山口北侧、西路曲西岸、斯潘古尔湖以西以及昆明等地,释放了印军被俘人员。另有两名被俘印军人员在释放和遣返期间,因患重病,救治无效死亡,他们的尸体连同以前死亡的11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一起交给了印方。至此中国方面把在1962年10月和11月间,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而被俘的全部印度军事人员3942名,以及死亡的26名被俘印军人员的尸体和骨灰,都交还了印度。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严肃认真地执行了中国政府关于释放和遣返全部印军被俘人员的决定,为使几千名印军被俘人员早日同家人团聚,中国西藏和新疆边防部队,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过程中,冒着风雪为载送被俘印军人员的车辆挖雪开路,并且在沿途为他们的食宿作了妥善的安排。中国边防部队还派出医护人员,护送他们前往交接地点,在旅途中,对被俘印军伤病人员给予周到的护理和治疗。
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的日子里,中国西藏和新疆地方边防部队各俘虏收容所,都分别举行了会餐会、欢送会、联欢会,欢送被俘印军人员归国。收容所里到处是欢声笑语,充满了友好的气氛和惜别情谊。许多被俘印军人员敲打着乐器,到他们曾经看过病的医院和医疗所与中国医生、护士话别。被俘印军士兵阿·巴哈杜尔,还特别邀请了从火线上背他下来的中国士兵饮惜别酒,感谢中国士兵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有的被俘印军人员拿出照片送给中国医生留念,有的含泪收下中国工作人员赠给的纪念品,还有的同中国工作人员互相签名题字留念。许多被俘人员说:“这是我们在中国最难忘的一个夜晚,我们要唱到天亮。”
为了照顾被俘印军人员在遣返途中的生活,收容所的中国工作人员连夜为他们制作各种食品,并且派出医生和护士,护送他们前往交接地点。公路沿线设立了许多茶水站、食宿站。每当被俘印军人员到达后,中国工作人员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甜茶和糖粥等送给他们食用。被俘印军人员赞美自己回国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充满“友谊和温暖的道路”。在中国生活了好几个月的被俘印军人员,对中国边防部队给予他们的宽待和照顾非常感激。他们在离开交接地点以前,许多人都含着热泪同中国工作人员紧紧握手拥抱,感谢中国工作人员一直象对亲兄弟一样照顾他们。有的被俘印军人员还把中国工作人员抬起来,高呼“中印人民友好万岁”,“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有的说:“你们对我们的友谊象纪念碑一样留在我的心里。”有的说:“谢谢你们,亲爱的中国兄弟,今天我们虽然分别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友谊象恒河和长江的水一样永远奔流不息。”
中国边部队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友好行动,不仅受到印俘的普遍称赞和感谢,就是前来接收被俘印军人员的印度红十字会人员,也对中国边防部队对被俘印军人员的照顾表示满意,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
中国政府和中国边防部队,继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之后,全部释放和遣返了被俘的印军人员,再一次表明了中国政府不愿与印度政府兵戎相见、希望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大诚意。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5月26日就完成释放和遣返全部印俘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在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空出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主动交还大批缴获的印军军用物资之后,现在又主动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印军人员,进一步为中印两国直接谈判创造了良好气氛。中国方面为了积极响应科伦坡六国会议的建议,和缓中印边境局势,促进中印和解,已经主动地作了这些重大努力。中印边境局势能否继续和缓,中印直接谈判能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能否早日和平解决,现在完全要看印度政府的态度。”
印度当局对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努力和友好善意行动,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态度,甚至还向中国提出照会,对中国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大肆进行恶意的歪曲和诬蔑。说什么“印军被俘人员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远远不能令人满意”,是对他们进行了“思想灌输”,“把印度战俘列队通过中国街道示众”等等。然而,印度政府对于被中国释放和遣返的被俘印军人员,却不敢让他们早日与家人团聚,把绝大多数人留在西姆拉和兰契附近的大营场里,对他们进行甄别讯问。据《印度快报》报道说:“还有待瞧瞧被释放的俘虏的思想状况,对他们显然必须加倍小心甄别,由于正常的安全需要,将过一段时间才能让获释的俘虏回家团圆。例常的甄别程序可能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等等。印度国防部长恰范5月7日说“要对一些印军被俘人员进行讯问,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人被进行过思想灌输,那就要进行‘反思想灌输’的努力。”与此同时,印度官方还通过宣传舆论。不断就中国释放俘虏问题进行造谣和诬蔑。
事实恰恰相反。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上级指示,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宽侍俘虏的优良传统,始终以中印友谊为重,对被俘印军官兵,一直给予宽大、良好的待遇。被俘印军伤病人员700多人得到了及时的抢救和治疗。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得到了尊重,并且享有宗教生活的自由,同家人的通信得到了种种方便。中国边防部队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印度人民友好的实际行动受到被俘印军人员的称赞。为了更好地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宽侍俘虏的政策,总政治部曾于1962年10月,向中国新疆、西藏边防部队下达了《关于对入侵印军俘虏工作的几项规定》。规定要求:
(一)要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对俘虏军官和士兵,一律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不捆绑,不没收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
(二)对战场上缴获的军用物资,一律先登记上报,听候处理。俘虏私人的财物,如手表、钱包、钢笔等,经清点登记后仍发还本人。为避免发生事故,俘虏私人的小刀、毒性药品等,由管理俘虏的单位暂时代为保管,释放时发还。
(三)在战场上抓到俘虏后,应派专人后送到军区指定地点,注意途中安全,防止逃跑和发生意外。俘虏收容所要设在便于看管、便于日后释放、并不泄露我军事秘密的地方。
(四)对于俘虏要严格管理,军官和士兵、印度籍俘虏和尼泊尔籍俘虏,都应该分别看管,防止俘虏串连滋事和逃跑。要尊重俘虏的宗教信仰,允许俘虏与家人通信,信件由军区政治部负责审查和转递。
(五)对俘虏生活要给予优待,在吃、用、住宿等方面,应有妥善安排,并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对俘虏军官和伤病俘的生活待遇,应稍加优厚。(六)向俘虏询问印军的情况时,要讲究方式,态度和蔼,不得用审讯办法,不得打骂,不要强迫俘虏在口供上画押。
(七)对印军俘虏的教育,应着重宣传我军的宽待俘虏政策和我国的外交政策,强调中印人民友好,说明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和我们的一贯主张。教育中,要考虑他们的认识水平,耐心启发诱导,不要讽刺谩骂。对印军俘虏中的尼泊尔籍官兵,还要注意加强中尼友好的教育。
(八)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要尽可能查明其姓名和部队番号,妥为掩埋,设立标记,并登记上报。对死亡的俘虏,除按上述办法掩埋外,还要填写病历表和军医签署死亡证明书。
(九)凡是发布有关俘虏的姓名、数字、新闻、电影和图片等,以及释放俘虏,一律须经总政治部批准。
1962年11月,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各有关单位领导和部门,对印军俘虏的争取教育,不可操之过急。要从多方面耐心地进行工作,并要用具体事实和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感化他们。首先要坚决贯彻宽待俘虏政策,从战场上缴枪被俘开始,就坚决做到不杀、不侮、不打骂,不搜包,不没收私人财物,伤病者给予医治,死亡者加以掩埋;到俘虏收容所以后,妥善安置生活,保证他们吃好、住好、穿好、睡好,开展些文体活动;在编队、生活等方面都要照顾不同国籍、民族、宗教的习惯,一开始就给他们一个良好的影响;在对俘虏的宣传教育中,不要强迫他们同意我们观点,而要从根本上慢慢弄清谁是谁非;俘虏收容所的领导干部要加强,并抽调足够的工作人员和翻译。要舍得花钱,尽量满足所需的外文报刊杂志和收音机、录音机、有线广播等设备。
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认真贯彻执行上级的规定和指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印军俘虏切实做到了不杀害、不虐待、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受伤者给予治疗。为照顾好印军俘虏的生活,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
印军被俘官兵的生活得到了照顾,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住在生着炭火的厚棉帐篷里,发给他们的有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毡靴等防寒衣物,还给他们发了牙刷、牙膏、毛巾、香烟、茶叶、糖等日用必需品。收容所除了供给他们足够的面粉、大米、肉类等外,还于1962年12月28日和1963年3月11日分别为他们安排了欢度圣诞节、洒红节的活动。在圣诞节期间,收容所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扎起了彩门,栽起了圣诞树,挂着五彩缤纷的彩旗和红灯,并为基督教徒们布置了临时教堂。在洒红节时,印军被俘人员端着脸盆、提着水罐或水桶,你追我赶,互相泼洒带着红颜色的水,互相在额头上点着红点,或者干脆用红颜色或白粉,在对方脸上涂沫,表示吉祥如意。当中国边防部队俘虏收容所的官兵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时,印军被俘人员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连说巴依、巴依(兄弟),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
印军被俘官兵的文化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印军被俘人员在俘虏收容所里生活得很愉快。各俘虏收容所都为他们购置了文娱体育器材、书刊画报,建立了有线广播。印俘官兵除了可以自由阅读各种文字的书籍、报刊和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外,俘虏收容所还每周为他们放映电影并让他们经常组织文娱晚会。
对印军被俘官兵的教育,坚持从多方面耐心地做工作,不强迫他们接受和同意中方的观点。通过交朋友、听广播、阅读报刊和画册等,让印军被俘官兵了解中国,逐步地明白中印边境冲突的真相。在教育中,以大量的事实,反复地解释中印人民友好和中国政府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方针,使印俘中多数人逐步对“谁先打第一枪”、“谁侵略了谁”和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有了初步认识。部分被俘官兵对尼赫鲁政府的反动本质有了一些认识。他们说:“尼赫鲁现在变了,过去他有威信,是因为他天天说和平中立,照现在这样坏下去,他在人民中的威信,定要天天下降。”还有的说:“美国支持尼赫鲁就象支持蒋介石一样。”
印军被俘官兵的医疗和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得到了保障。中国边防部队为他们专门设立了临时医院,中国医生和护士对他们的医治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印军士兵南得克斯霍尔·辛格受伤后,心脏跳动非常微弱,中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抢救。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在他回国时,已可以走动了。印军少尉杜倍在战斗中负伤后,中国边防战士冒着炮火把他抢救下来,医生从他身上取出4颗子弹,使他得救。一个名叫桑姆拉加德哈的印度军官,身受五六处伤,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中国医生为其施行手术保住了他的生命。他对中国医生说:“现在我才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印度的敌人!”被俘印军伤病人员对中国边防军人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很感动,纷纷吟诗、作画、唱歌,感谢中国对他们的照顾。
一些印俘伤病员说,“我们在俘虏收容所的这段生活,我只能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你们象兄弟一样对我,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你们的友情”。“我不知道在印度的人们怎样来想象我们在中国这半年的生活,因为我们那方面的宣传,也许会使一些人受到蒙蔽。但是,我是一个印度人,在印度,恒河的水是最圣洁的,我可以捧着恒河的水发誓,我们在中国的生活是愉快而美好的。”就连印俘准将达尔维也不得不说:“你们能够完全遵循政府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指示,克服内心的仇恨,对俘虏以友好相待,这是一般军队难以做到的。”在他回国后写的一本叫做《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中,抨击了印度政府,揭露了中印边界问题的一些真相,强调了印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对于印度政府在印俘问题上对中国的诬蔑,中国外交部于4月25日和5月18日曾两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驳斥印度就印军被俘人员问题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诬蔑。中国外交部在5月18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中,驳斥了印度方面所谓中国政府似乎决心把他们俘获的3000名印度俘虏作为人质,不让这些俘虏享受日内瓦公约待遇。和中国不给予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代表探视印俘的便利等谰言。
中国外交部5月18日的照会指出:中国方面对于在1962年10月和11月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而被俘的全部印度军事人员,一直给予极为宽大和友好的待遇,甚至超过了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被俘印军人员的生活得到了在当地物质条件下最好的安排和照顾。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们并享受到与家人通信、通电的种种方便。伤病人员更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有效的治疗。中国政府出于中印友好的真诚愿望,给予被俘印军人员的宽大、友好的待遇和便利,是史无前例的。正因为如此,被俘印军人员对他们身受的良好待遇,无论在被俘期间或在获释遣返时,都一再向中国边防部队和中国政府表示称赞和感谢。照会说,中国红十字会也一直与印度红十字会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并且陆续地把被俘印军人员名单及有关情况告知印度红十字会。为了满足印度红十字会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克服了交通运输上的很大困难,把一些包裹物品如数转交给被俘印军人员。对于印度红十字会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也都尽可能给予满足。照会说,中印两国仍然维持着外交关系,而且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同印度红十字会进行了直接联系和具体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没有必要引进第三者来从中插手。因此,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要求,中国红十字会和有关当局早就做了明确的答复。对于印度红十字会提出的有关要求,中国红十字会也已在1963年4月4日给予了回答。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节外生枝、无理纠缠的做法,只能暴露它别有用心。照会指出,印度政府如果真正关心印军被俘人员,就应该迅速响应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就归还被俘人员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政府早在1962年11月21日的声明中,就建议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在边界会晤,商谈归还被俘人员问题,并且在此以后,耐心地等待了4个多月。中国政府原本设想,纵然印度政府由于不愿意中印关系和缓而不响应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后撤等措施,但是对于关系到数千被俘印军的遣返问题,总会作出应有的回答。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这样友好的建议竟一直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被俘印军人员早日与他们的家人团聚,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主动决定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军人员,并且已经付诸实施。照会说,印度政府非但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就印军被俘人员的释放和遣返问题进行商谈的建议漠不关心,反而诬蔑中国“决心”把被俘人员当作“人质”。照会问道:既然中国当局“决心”要把被俘印军人员当作“人质”,为什么它在主动宣布停火的同时又积极建议商谈关于遣返他们的问题呢?为什么在印度政府对中国方面的建议一直未作答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又主动决定释放和遣返他们呢?照会强调指出,印度政府之所以诬蔑中国把印军被俘人员扣为“人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掩盖它自己残酷迫害旅印华侨的罪行。大家知道,印度政府在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武装进攻失败之后,就恼羞成怒,加剧反华,采取了许多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疯狂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突然拘捕了2000多名无辜的守法华侨——其中许多是妇幼老弱,将他们关入集中营,对他们进行折磨和虐待。而在中国政府派船接侨时,印度政府又百般阻挠,甚至准备把一部分要求回国的难侨长期扣留。很多冲破困难回国的难侨也因印度政府的阻挠,不能与亲人一起回国,陷入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地。总之,印度政府对旅居印度的大批守法华侨所进行的各种各样惨绝人衰的迫害是说不完的。这种暴行就是在两个国家正式交战的情况下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当然。旅印华侨无端遭受迫害和印军人员由于向中国发动进攻而被俘,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中国无辜平民在印度所遭受的摧残虐待,同印军被俘人员在中国所受到的良好待遇,却在事实上形成了极为鲜明、极为强烈的对照。不管印度政府怎样造谣诬蔑,都是难逃公论的。照会最后说,现在,被俘印军人员释放和遣返的工作即将完成。如果印度政府还企图在印军被俘人员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方面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诬蔑和攻击,那只能更加暴露它自己的蛮横无理。
中国政府全部释放和遣返被俘印军人员,是出于保持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愿望,是希望印度政府能够回到谈判桌上和平友好的解决边界问题,不再顽固地企图依靠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同时,这也是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科伦坡建议所呼吁的促进中印和解的又一个重大步骤。中国政府所采取、实施和实现的一系列重大的和解措施,使中印边境紧张局势有了事实上的缓和。中国政府所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努力,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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