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我党的方针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意大利、日本被打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只有美国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国民生产总值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军事力量也跃居资本主义各国的首位。美国凭借它经济、军事上的优势和对原子弹的垄断，在全世界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扶植和支持各国反动势力，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力图称霸全世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为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战后，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重大的发展。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经受了战争考验的社会主义苏联，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日益强大。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正日趋巩固。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反对美国控制和本国反动派的斗争也日益高涨。在战时获得很大发展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对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形成了制止新的世界大战，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社会主义苏联是支持各国人民革命运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扩张行径的重要力量。苏美之间，既存在着尖锐斗争的一面；也存在着在某些问题、包括某些重要问题上谋求妥协的一面。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就是这种妥协的表现。如何处理这种妥协与本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各国革命人民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他撰写的《关于月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作了明确的阐述：“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

　　在中国，随着日本的投降，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则主张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严重斗争。

　　按照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要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但是，日本投降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际上，美、英、苏三国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在国内，久经战争摧残的广大人民，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也反对打内战。国内外的这种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发动全面内战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日本宣布投降时，蒋介石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也还没有完成。他的440万军队，有一半以上还位于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被日伪军占领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又大部分处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战略态势对国民党非常不利。上述种种情况，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企图用“和平”手段，即以共产党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为交换条件，让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达到消灭革命力量的目的。同时，蒋介石仍然积极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在日伪军的掩护下，迅速调动大量兵力到华北、华东、东北地区，以“受降”的名义，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完成对解放区的分割包围，以便在适当时机发动内战。蒋介石在1945年9月20日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份密电中就曾明白地说明了他的上述企图：“目前与好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美国政府为控制中国，变中国为它的附庸，一方面，支持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并派遣驻华大使赫尔利到延安迎接毛泽东去重庆，期望通过谈判实现有利于国民党所希望得到的那种“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的“和平”，另一方面，又竭力从各方面援助蒋介石的内战准备：提供大批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到内战前线；派出9万人的海军陆战队进占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帮助国民党控制这些战略要地。担任远东盟军统帅的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还严令侵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美国的意图时说：“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末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引美国帝国主义的上述政策，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艰巨。

　　在长期战争中受尽了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抗战胜利后国家能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代表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早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存在着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我们全党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即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又为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8月25日发表了《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决定派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6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进一步阐述了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1945年8月29日，国共双方在重庆开始谈判。在谈判中，我党从保护人民基本利益的立场出发，针对美、蒋企图取消我党所领导的军队的阴谋，坚持了“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参的原则，同时，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决定撤出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和平谈判历经43天，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但军队的整编问题和解放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两党代表继续进行洽商。

　　我党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对于内战的严重危险，也作了清醒的估计。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要吸取我党在1927年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突然袭击毫无准备而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党中央还根据蒋介石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的情况，反复提醒全党全军，绝对不要依靠谈判，不要指望国民党发善心，而要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国民党要打内战的基点上。对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犯，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进行坚决的回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党中央指出，全党全军在日本投降后的任务是：“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面对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发动内战的严重局面，党中央还指出，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它得到全世界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我们将努力争取国际援助，但不依赖国际援助，要把我们的方针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及时而有力地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为我军投入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发展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