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挫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使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敌军大量被歼后，虽经不断补充，但总兵力已由战争之初的430万人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虽然还保留248个旅的番号，但人数已从200万降为150万。在被歼灭或受过歼灭性打击的113个旅中，有11个旅尚未得到补充，有一些虽已得到部分补充或较多补充，但其战力已严重削弱。由于整师、整旅的彼歼和大批高级将领的被击毙或被俘虏，敌军土气已急剧下降，官兵当中充满着失败情绪和厌战情绪。敌军248个旋中，有92％的兵力，即227个旅用于进攻解放区。其中，用于华北、东北战场的70个旅，大多陷入对交通线和重要据点的守备，能作战略机动的兵力为数寥寥；用于山东、晋冀鲁豫、陕北战场的157个旅，也大部分担负防御、守备任务，能作战略机动者仅40个旅左右。在长江以南及西北新疆、青海、宁夏等19个省的地境内，只有21个旅的兵力，作为战略预备队并担负维持战略后方安全的任务。敌人由于重兵深陷于陕北和山东战场，在南线的鲁西南、像皖苏边直至大别山区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了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式的不利布局，其捉襟见时，顾此失彼，兵力不足的弱点已进一步暴露。
在军事上处境日益不利的同时，敌人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日益迫近。蒋介石由于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令，打延安、开“国大”，驱逐我党和谈代表，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而人心丧尽，在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同时，由于蒋介石推行卖国内战的经济政策，使蒋管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不断破产，工农业生产迅速下降，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学生、教员和工人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口号而进行的罢课、罢教、罢工斗争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并且正向广大农村发展，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迅速扩大，逐步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整个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同敌人的情况相反，虽然由于战争已深入解放区的中心地区，解放区受到很大摧残，生产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我军的人力、物力补充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但：第一，我军在第一年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多人，与敌人的兵力对比已从1：3.4上升为1：1.9。其中正规军由61万人发展到近100万人，与敌人正规军的兵力对比，已从1：3.3上升为1：1.5，而在机动兵力的对比上，我军已优势于敌。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我军除在山东和陕北战场尚处防御地位外，在其它战场上已先后转入战略性反攻，取得了战争的局部主动权。第二，由于我军坚决贯彻了“以战养战”的方针，我军的装备得到改善，特别是炮兵得到了加强，各野战军先后建立了直属的炮兵纵队或特种兵纵队，或炮兵旅、炮兵团，各纵队和师、团也普遍建立了队属炮兵。第三，我军广大指战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普遍学会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去解决战役、战斗和战术上的许多实际问题，加上技术装备的改善和加强，因而军事素养特别是攻坚作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士气旺盛，对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第四，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提高了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一年中，为保家保田而踊跃参军的农民共达60万人，支援前线的农民共有6000万人以上。第五，我党所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蒋管区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把翻身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我党我军身上。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使自己从军事、政治、经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于1947年7月4日发布了“全国总动员方案”，接着又颁发了所谓《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决定采取更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加紧搜括人力、物力、财力，并进一步乞求美国援助。同时，为求继续贯彻其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反革命战略方针，决心加强山东和陕北两战场的攻势，力求迅速解决这两个战场的问题，再行转兵其它战场，以达其最后摧毁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的目的。为了帮助蒋介石实现这一决心，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了以魏德迈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进行“考察”。9月19日，魏德迈拟定了《军事的支援和协助计划》，建议杜鲁门以更多的作战飞机、舰艇、武器、弹药等装备国民党军；并向杜鲁门提出了“劝告中国请求联合国立即设法促使满洲战争停止，并请求将满洲置于五强监护制度之下，如或不成，则按照联合国宪章置于托管制度之下”的荒谬建议。
我军实行战略防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尔后转入战略进攻。因此，早在1947年1月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就先后两次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准备在5、6月间举行战略出击，“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1947年5月4日，又对整个南线的战略进攻作了通盘规划，初步决定：“（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并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准备于“六月一日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陈谢军4个旅应随时待命，“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黄）河，受彭[德怀]习[仲勋]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6月至8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情况，并针对美、蒋的上述企图与战略方针，以及敌人在南线的不利态势，决心不待敌人的进攻全部被粉碎和我军总兵力超过敌人，立即组织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并据此先后作了如下部署：
以豫北反攻后休整了1个多月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6月底自鲁北强渡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7月19日决定，为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以原拟转用于陕北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以及第三十八军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改自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8月上旬决定：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6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以上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主要任务是：挺进中原，在中原地区以品字形阵势协力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军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兵团作战。中原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我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敌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敌人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继续在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在敌人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即逐批寻歼留下的敌军，收复失地，并扩大山东、陕北老解放区。
此外，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东北民主联军等，继续坚持内线战场，分批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策应外线兵团作战，为最后全歼内线敌人创造条件。
9月1日，毛泽东根据7、8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初期的作战形势，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全面阐述了解放战争第二年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同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并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各战场我军于1947年7月至9月间逐步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对于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意义。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一次中共中央会议的报告中曾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