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经过半年作战，至1947年12月，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12个辖编师（军）部、54个旅（内28个整旅），非正规军100个团，共75万余人。外线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广大的中原新解放区，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进到江淮河汉之间；内线的陕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我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迫使敌人进一步向点线收缩。翌年2月敌总兵力已下降为365万人，其中正规军虽然增加到279个旅，181万人，但由于大批保安团队的编入，战斗力已大为减弱。我军的总兵力已上升到249万人，其中野战军50个纵队、156个旅，约132万人；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全军82迫击炮以上口径的各种火炮已达7400多门，部队战斗力特别是攻坚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后备力量的组训，并阻止我军向长江以南挺进，在美国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确定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和华北，争取中原，大力经营华南、西南和台湾的方针，即：“对东北方面，持久消耗、打击匪军，使其战力不能成长；对华北方面，采取主动攻势，使东[华]北之匪陷于孤悬分离，截断其补给；在华中方面，为匪我作战重心，首以建立封锁，阻止匪继续扩大窜扰。次为划建绥区，控制战场，争取人力、物力，使匪无法生存活动。三为编组有力而机动之兵团，穷追猛打，以击灭匪军主力。四为挺进匪区，捣其巢穴，以断绝匪之生力。”同时，还决定对我实行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总体战略。根据这一决策，敌统帅部继1947年12月撤销保定和张垣两绥靖公署，成立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之后，又撤销了北平行辕，由傅作义统一掌握华北党政军大权。将中原、华东、西北战场重新划分成20个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由绥区司令官掌握辖区内的军政大权，加强所谓“轮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的工作，并直接掌握3至5个旅的兵力，作为本绥区的骨干力量。同时又编组成若干整编军或兵团，直接由各战区最高指挥官掌握，往来应援。此外，又恢复每旅3个团的编制，抽调若干个旅部作为“后调旅”进行整补，另组成若干个编练司令部，在后方组训新兵，扩建二线兵团，并加强后方的守备。 在我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党中央依据时局的发展，进一步阐明了我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1947年10月10日，党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还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在本军到达之处，同我们积极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秩序”；号召蒋管区广大人民“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了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号召解放区人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作战”；号召我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除进一步阐明了在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期内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纲领外，还系统、科学地总结了我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即：“（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并指出这些原则“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是我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1948年3月，党中央根据过去两年我军逐年歼敌数和敌我兵力对比变化的状况，提出我军今后如果每年仍能消灭敌军一百个旅左右，则“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要求我军按此目标并依据“稳扎稳打，不求速效”的方针，指导自己的作战行动。在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有了很大改善之后，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21日由米脂县杨家沟出发，24日东渡黄河，离开了工作和生活达13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经晋绥解放区，于4、5月间，先后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与由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我军数量上发展得很快，部队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俘虏成分大量增多，加之战斗频繁，部队政治教育时间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滋长较快，厌倦战争、怕苦怕累和享乐思想，以及违犯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胜利的情况下，有的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同时，战争规模在不断发展，仗愈打愈大，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都跟不上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为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和加强军内外的团结，以适应发动新的攻势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要求各战区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各大军区、各野战军依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从1947年冬到1948年夏，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 新式整军运动，一般都从土改教育入手。按照《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我党我军发动群众、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因此，教育部队正确认识、积极支持土地改革，不仅是我军应持的基本态度，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军此次的新式整军运动，普遍采取在土改教育的基础上，动员贫雇农出身的同志控诉旧社会给予的苦难，以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然后进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阶段，揭露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上的不纯问题，再进入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的三整阶段，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各级党委作出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的决议、措施，清理和纯洁党的组织。最后，落实到开展军事、政治和经济三大民主运动，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的练兵运动。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全军广大指战员提高了政治觉悟，增强了军内外团结，纯洁了组织，加深了对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工商业和知识分子政策的理解，增强了纪律性，发扬了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从而激发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热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发动新的攻势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整军运动，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发展，对我军的巩固、发展和争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评述这一运动时说：新式整军运动，“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