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即1948年秋季时，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敌强我弱的悬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敌军在战争的第二年中，损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共计152万人。经过大量补充，至1948年6月底，其总兵力仍保持365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105个整编师（军）285个旅（师）198万人，非正规军53万余人，特种兵及海、空军45万人，后方机关、学校69万人。正规军中，分布在第一线的共249个旅（师）174万余人，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点、线的守备并在其附近地区作战役性机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寥寥无几。而且这些部队中，大多是被我歼灭后重建的，或是受过我军严重打击的，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在长江中下游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山脉之线以西的后方广大地区，留置的正规军只有36个旅（师）23.8万人，大部分是新建的，战斗力很弱，且被我游击队所钳制，很难机动。随着军事形势的每况愈下，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完全破产，国民党区域的广大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反内战的爱国民生运动进一步发展。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愈益加深。许多地方实力派正在酝酿反蒋倒蒋。副总统李宗仁正竭力争取美国的支持，逼蒋下野，谋划取代总统的职位。美国政府则一面继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同时又在物色新的代表人物取代蒋介石。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和军费支出的不断膨胀，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至1948年6月，财政赤字累计高达法币法4345656亿元。巨额的财政赤字带来了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如上海市的米价，1948年1月每100斤为100万元，到8月，已暴涨到4000万元，以至工厂来不及印出当日所需要的钞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局势的恶化已经进展到接近崩溃的地步。”蒋介石也哀叹：“国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我军经过两年作战，虽然损失了80余万人，但由于约45万伤愈战士的归队，动员了110余万翻身农民参军，以及将约80万经过教育的俘虏兵补入部队，连同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在内，使得总兵力由原来的120余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敌我兵力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1缩小为1.3∶1，内正规军对比为1.32∶1。全军的武器装备大为改善，建立了35个炮兵团，共装备了重型火炮1100余门。部队经过两年战争锻炼，不但有了丰富的打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而且在石家庄、洛阳、临汾、开封、宜川、潍县、四平等作战中积累了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我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队迅速壮大，到1948年秋已发展到4万余人，并在闽粤赣、湘粤赣、粤桂、桂滇、皖浙赣等边区及云南南部、浙江东部和南部、海南岛等地区，建立并发展了游击根据地，威胁着敌人的大后方，钳制了一部分敌人的正规军。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并拥有县城以上城市579座，分别占全国总面积和城市总数的24.5％和29％。解放区人口已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在战争的主要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后，有一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激发和提高了广大翻身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经过一年休养生息，解放区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增强了支援战争的物质力量。我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醒，站在我党方面，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统治，拥护我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国民党中的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同我党联系，准备投向人民。
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将反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在继续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美援和更残酷地掠夺人民以支持战争的同时，也在军事上采取了一些措施。继1947年底设立职掌晋、察、冀、热、绥五省军政大权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后，又于1948年5月至7月，撤销了东北行辕，扩大了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的职权；撤销了陆军总部徐州指挥所、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武汉行辕，设立了徐州和华中两个“剿匪”总司令部，分别任命刘峙、白崇禧为总司令，统一职掌各战区内的军政大权；改组了统帅部，任命何应钦取代白崇禧接长国防部，任命顾祝同接替陈诚任参谋总长；蒋介石还曾一度考虑过以下方案：放弃长春、沈阳、打通北宁线，将东北主力撤至锦州，进而伺机转用于华北、华中战场，把西北交给马步芳、马鸿逵，将胡宗南集团调至中原地区，以便全力与我争夺中原。但由于怕在政治上引起不良反响等原因而未实行。8月3日至6日，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研讨两年来在作战方针、作战指挥、编制装备、新兵补训、后勤供应、士气、情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作了相应的决议。主要是：将作战重点置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各绥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剿，使成流寇，然后依后备兵团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在东北地区，“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达到钳制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屏障黄河以南之作战的目的。在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建立一个“独立作战地带”，在陕西“建立一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及时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为实现上述战略方针，会议决定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地区合并成一个战区；东北、华北地区合并成一个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在西北成立了“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将整编师、旅恢复成军、师，军以3.5万人定编，每师恢复三个建制团；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作战兵团，加强应援力量。妄图以此使我军对战略要点“啃不烂”，对增援兵团“吃不掉”而陷于被动。此外还确定在长江以南、西南和西北地区，迅速编练第二线部队150万人，并计划先编组成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蒋介石声称，这次军事检讨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今后“剿匪成功之关键”，要求各级将领“于两星期内执行”。
面对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求具备了条件的各野战军应明确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1948年7月14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然后于“冬春夺取徐州”，明确改变了5月间提出的要粟裕带3个纵队在四至八个月后渡长江南下的计划。8月23日，朱德在解放军总部召开的战况汇报会上指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因此要求中原地区我军“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按：指刘峙、白崇禧两集团）在中原决战。”并提出要争取在今后10个月内“解决傅作义，拔掉济南、太原诸点”。9月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9月8日至13月，党中央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依据解放战争两年来的作战情况，特别是1948年上半年的作战情况，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并决定战争第三年我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我们一时打不到江南去，不能很快向珠江流域进攻，也不要紧，如果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兵力达80％，则五年左右还是一样能够根本打倒国民党。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政治局会议要求全军加强集中统一和正规化建设，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要求各解放区全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做好支前工作。
根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上述方针，中央军委确定战争第三年的作战计划如下：全军歼敌正规军115个旅（师）左右。其中，华东野战军歼敌40个旅（师），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地区的若干大中小城市；中原野战军歼敌14个旅（师），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西北野战军歼敌12个旅（师），钳制胡宗南集团，使之不能实行战略机动；华北第一兵团歼敌14个旅（师），攻占太原；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二、第三两兵团，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集团中的35个旅（师），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之外的一切城市。
从1948年9月开始，我军依据军委的指示，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上，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依据战局的发展变化，因势利导，把我军的攻势引向就地歼灭敌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以及其它若干个重要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