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在长江的防线被突破及华北、西北战场迭遭失败后，防御体系已彻底崩溃，尚存的150万人，分别位于福建、台湾及中南、西南、西北若干省境内，成为互不相连的几个集团，处境极其孤危。但是，蒋介石仍企图依靠这些残余力量，在边远省分负隅顽抗，借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盘踞中南地区之敌，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靖公署（后改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部共28个军73个师，总兵力共40余万人。其中驻守湘鄂赣等省的白崇禧部共21个军52个师近30万人，其部署是：以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兵团共6个军布防于巴东至岳阳间的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重心置于宜昌、沙市；以白崇禧部直属之主力第三、第十兵团共7个军布防于南昌以西、长沙以北之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线；以长沙绥靖公署程潜部和第一兵团陈明仁部4个军（后编并为3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以第五十六军和第一二七军分别位于桂林、常德；江西绥靖公署方天部第四、第十二兵团4个军位于遂川和赣州。驻守广东的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7个军21个师约11万人，除1个军驻守海南岛外，主力沿粤汉路扼守粤北，屏障广州。敌人企图依靠这些力量，在鄂西和湘赣边地区阻止我军南进，以保持其对湘、赣、粤、桂等省的控制；如果受到我军攻击，处境不利，则宋希濂部退守鄂西山区，以四川为后方，扼守川东门户，白崇禧部退守湘南，余汉谋部固守大庾岭，以确保两广安全。但是，这些敌人，除白崇禧嫡系第七、第四十八军等少数部队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大多是被我军歼灭或遭受严重打击后重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较弱。而且内部派系复杂，湘系、桂系之间，白崇禧和宋希濂之间，均矛盾重重。
中央军委在确定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消灭该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中原局为基础组成华中局；以中原军区领导机关与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949年12月又改称中南局和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区党政军工作。
中南六省，大部位于长江以南，崇山峻岭，河流纵横，道路崎岖，水网稻田地甚多；夏季炎热多雨，秋冬阴凉多雾，空气潮湿，疾病易于流行；湘、粤、桂等省，由于地方军阀长期盘踞，封建势力较盛，社会情况复杂，加之民族众多，语言不同，这些都对初到南方的我军带来许多困难。但是，该六省内不少地区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经是我党我军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我党领导的长期活动于这些地区的人民游击武装，尤其是琼崖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闽粤赣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等，已有很大发展，总人数已达10万余人，他们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配合我军进军中南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野战军为了实现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在平津战役结束后的林整期间，即着手进行向中南进军的准备。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新区政策教育和以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主要内容的组织、纪律教育。其次，按照中央军委的整编计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兵团，补充了兵员，并针对南方地形、气候特点，在部队中开展了水网稻田地作战的训练。同时，还从地方抽调了两万余名干部，吸收了800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南下工作团，准备随军南下开展新区工作。在华北地方党委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筹集了大批粮草和军用物资。此外，坚持中南敌后地区的各游击纵队，也进行了迎接主力南下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4月11日，第四野战军除先遣兵团12万余人已提前南下外，其余70余万人自平、津地区分三路沿平汉路、津浦路、平大公路（北平至大名）南下。为消除障碍，在南进途中我第十三兵团部率第四十二、第四十七军，在华北军区第七十军等部协同下，发起新（乡）安（阳）战役，5月6日，第四十二军攻克安阳，歼敌“冀豫边区清剿指挥部”所属1.4万余人；新乡守军第四十军等部1.6万余人接受我军和平改编。至6月上旬，各部队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