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决战后的形势和我军的任务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下降到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共146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100多万正规军中，位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19个军64个师约41万余人；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和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17个军57个师36万余人；位于陕西地区的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13个军33个师约20万人；位于陕、甘、宁、青、新地区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6个军28个师17万余人；位于太原地区的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6个军14个师7万余人；位于川、康、黔、滇等省的重庆绥靖公署张群部，以及青岛、新乡等孤立据点和绥远西部之敌共10个军31个师约24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一些军以及马步芳部未受我军严重打击，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多系新组成的，或者是多次被歼又多次补充起来的，战斗力很弱。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情况迅速恶化，已出现了总崩溃的局面。财政枯竭，物价飞涨，财政赤字高达900万亿元；上海市的物价，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上涨了8.3万余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商企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迅速破产。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愈演愈烈。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及其控制下的湖北省参议会，提出了“和平解决国是”的主张，以此逼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在南京代理总统职务后，1949年2月5日，孙科自行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整个国民党政府，已陷入“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境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宣称：这个政府已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我军经过两年半作战，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同时还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的38％。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至1949年1月，我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余万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共218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我党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武装，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至1949年1月，总兵力已达5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200多个县境。这些敌后游击武装，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先后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即：琼崖纵队，由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粤赣湘边纵队，由林平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闽粤赣边纵队，由刘永生任司令员，魏金水任政治委员；桂滇黔边纵队，由庄田任司令员，周捕任政治委员；闽浙赣边纵队，由曾镜冰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由马青任司令员，张瑞昌任政治委员；粤中区纵队，由吴有恒任司令员，冯燊任政治委员；粤桂边纵队，由粱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几支较大的南方游击武装，在敌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钳制了大量敌人，已成为配合我军主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重要力量。

　　在军事战线上取得胜利的同时，我党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解放区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我党建议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些国民党军的爱国官兵，也积极寻求新的出路，准备投向人民解放军。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大巡洋舰“重庆号”官兵570余人，在舰长邓兆祥等率领下毅然宣布起义。国民党的不少高级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也纷纷与我党联系，准备走和平解决的道路。

　　整个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了。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决定再度打出“和平谈判”这张牌。美帝国主义则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即在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于长江以南和边远省分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军的同时，还企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了包括要求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在内的求和声明，接着于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同我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在“引退”前对继续进行战争作了布置，“引退”后又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实行幕后操纵，先后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台湾警备司令，朱绍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和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余汉谋分别为重庆、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方天、王陵基分别为广东、江西、四川省政府主席，以加强对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的控制。在闽、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企图把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与此同时，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会同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共同负责长江防御。1949年4月，华中“剿匪”总司令部、重庆绥靖公署分别改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还借古代希腊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庄严地表明：“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象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针对蒋介石1949年元旦发出的求和声明，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表示愿意以上述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后，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在北平正式开始了和平谈判。

　　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作出了本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决定，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会议还指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必须采取的主要方针，这就是：一、对于国民党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可以运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去加以解决，并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学会运用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敌人，前者就是象对待北平傅作义所部那样，用和平的方法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者就是象对待绥远国民党军那样，有意地暂时予以保留，使之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利于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二、依据党的工作重点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今后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情况，要求我军在向全国进军过程中，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三、要求我军逐步加强工作队的作用，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但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今后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一个工作队，以便担负经营和建设新区的任务。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军在平津、淮海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间，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于2月至4月先后进行了整编。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接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兵团（6月分编成）。第一兵团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一、第二、第七军；第二兵团由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辖第三、第四、第六军。全野战军共15.5万余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第三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五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全野战军共28万余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陈毅尚在中原军区，其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均由粟裕代理），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第七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三十五军；第八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三十四军；第九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第十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全野战军共58.1万余人。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肖克、赵尔陆分别任第一、第二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第十二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四十、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由程子华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十八、第四十七、第四十九军；第十四兵团由刘亚楼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辖第三十九、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第十五兵团由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辖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八军。全野战军共90万余人。原华北之第一、第二、第三兵团依次改称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第十八兵团由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辖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第十九兵团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第二十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辖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三个兵团共23.8万余人。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十八、第十九兵团调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并改由周士第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志民任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另外编成第八、第七十军，属华北军区建制；第十九、第五十八军，属中原军区建制；第三十二军，属华东军区建制；第五十军，属东北军区建制；原属华东野战军建制的两广纵队改属第四野战军建制。在此期间，中央军委还组成了铁道兵团，由膝代远任司令员，吕正操任副司令员；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建立了特种兵司令部，统一领导所辖的炮兵、工兵、坦克兵、装甲兵等部队；华东军区还成立了华东海军，由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原有的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5个一级军区建制不变，西北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1949年5月，中原军区奉命撤销）；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副司令员，舒同任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参谋长，周桓任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1949年5月，肖克、赵尔陆调离华北军区，由唐延杰接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一级军区下设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通过整编，全军统一了编制，充实了各级军政干部，补充了大量兵员，总兵力已达400万人。这次整编使我军向正规化建设迈进了一大步。

　　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早在1948年12月中、下旬，就已开始研究。1949年1月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初步决定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还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3月17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南进问题又发出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作出了具体的部署：以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速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10月，中央军委确定为第十八兵团）则准备入川；以第二野成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在第一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由奏岭退入四川的胡宗南集团主力及西南地方军阀部队，解放并经营川、黔、康三省（7月16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确定第二野战军的任务是解放并经营川、黔、滇、康四省）；以第三野战军向闽、浙进军，负责经营鲁、苏、皖、浙、闽等省，同时准备解放台湾；以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等省。为了预防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中央军委于5月28日发出指示：“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各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统一的进军部署，结合整编、整训，开展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形势教育，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和团结会师教育。团以上党委还进一步开展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等不良倾向的斗争。在此基础上，着手进行向全国进军的全面准备，以期圆满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神圣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