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针、步骤和准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目标，进而吞并亚洲的“大陆政策”的结果，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内外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国际上绥靖主义者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姑息纵容政策的结果。

　　早在19世纪末时，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国家，即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把“大陆政策”定为它的基本国策。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发动以争夺我国东北为目标的日俄战争，先后从中国攫取了台湾、澎湖和旅顺、大连等大片领土，获得了在中国开矿、办厂和驻兵等项特权，勒索了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增强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一个新崛起的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且跻身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之中。为了实现其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野心，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以解决“满蒙政策”为中心议题的“东方会议”。会后，田中义一将“东方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于满蒙积极根本政策”，密奏天皇，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西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露骨地表明了它先夺“满蒙”，后取整个中国，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日本国内矛盾激化，连续发生经济危机。1927年日本即发生了金融危机，1929年，日本又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经济危机，至1931年达到了顶点。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危机前减少了32.5％，出口减少了37.3％，进口减少了40.3％。经济危机加深了政治危机。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对内镇压劳动人民、对外加紧侵略要求的法西斯势力频繁发动政变，自1929年至1937年八次更迭内阁；工人罢工和农民抗缴租税的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和实现夺取中国东北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于1931年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局部战争。

　　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大营附近柳条湖地区的一段铁路，伪造现场，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向北大营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日军兵不血刃即于19日晨占领沈阳，接着占领营口、长春、吉林等地，一个星期就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并准备继续向黑龙江省发展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愤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9月22日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进行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并且先后派出一批领导干部，协同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9月23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演说，表示“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同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仍宣称“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10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开始向黑龙江省会龙江（齐齐哈尔）发起进攻，激于民族义愤的守军广大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打击。至11月中旬，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展开全线进攻，守军终因伤亡过重被迫撤退，日军遂占领龙江。接着，日军向辽西进犯，于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数十万东北军迫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退入山海关内。日军占领锦州和辽西地区后，又向北进攻哈尔滨。驻守哈尔滨的东北军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2月5日，哈尔滨失守。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仅四个多月的时间，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3月操纵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行动，以英法为代表的国际联盟和美国均采取姑息纵容态度。它们一则为了应付本国的经济危机，二则希望日本北进侵苏，三则企图与日本共享在华权益。所以，在日军北进入侵吉林、黑龙江省时，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日本在东三省之建设事业，令人钦佩，东三省与日本有物质上重要关系，中国政府在东三省所为或有不合中日条约之精神，日本有所表示，亦情理所应有。”法国官方报纸也说：“日本是在一个混乱无法治的国家维持秩序的好宪兵”。美国则与日本达成谅解，美国答应“不与闻满洲事变”。当日军占领黑龙江省会龙江后，挥戈南进，夺取锦州，违背与美国达成的谅解时，美国才对日本提出警告，并示意中国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由美英法共管，中国军队退至长城以内的方案。这个方案尽管对日本侵占东北三省采取默认态度，但仍为日本所反对。于是英法美等国在国联理事会上通过了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的决议。这种无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事实的所谓调查，就是对中国的侮辱。而经过所谓调查之后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则更是荒谬绝伦。它竟然说中国“并非有组织的国家”，“应取消其国际联合会会员的资格。所有盟约中之保护备条款，均不适用于中国”；诬蔑苏联是造成满洲事变的“基本因素之一”；并且提出对中国东北三省实行国际共管。这个调查报告书理所当然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指出它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人民粉碎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解放。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后，为了压迫国民党政府承认日军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加速灭亡全中国的步伐，又在上海进行挑衅。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驻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在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和张治中的指挥下，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等部队，在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死伤逾万，并三易主帅。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决意对日妥协，不向上海增派援军，致使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优势敌军进攻下被迫撤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承认日军可以留驻上海，而中国军队必须撤离上海且不得在上海周围地区驻防，并取缔抗日活动。中共中央在淞沪抗战的关键时刻，于2月26日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坚决支持第十九路军等部的抗战。4月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对日战争的宣言和通电，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完全独立。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于1933年1月初开始入侵华北，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了热河全省。接着向长城一线进犯。国民党第二十九、第三十二、第十七军和东北军一部在长城之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地进行了英勇的抗击。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不向长城防线增援，致使守军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于5月中旬放弃长城防线，河北省东部（简称冀东）20余县遂陷入敌手。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日本签订了出卖领土主权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越过该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动；日军为确悉上述规定执行情形，随时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观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以保护及予以各种便利；日军在证实中国军队遵守上述规定后，不再越过该线追击，并自动归还至长城之线；长城线以南及上述规定之线以北以东地区的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但不得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这个协定，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而且划冀东各县为日军可以“自由行动”而中国军队不能进入的“非武装区”，中国军队则退至北平（今北京）、天津附近。这样，就置华北于日军监视控制之下，为日本侵略军攻取北平、天津，进而夺取整个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军在向长城各口和冀东进攻的时候，还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察哈尔，5月初攻占多伦，继而侵占沽源等地。为了反抗日军入侵华北，中国共产党早在1933年1月17日即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浊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协助下，原西北军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5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展了轰动全国的察哈尔抗战。同盟军部队向侵入察哈尔的日军展开英勇反击，不断取得胜利，连续收复沽源、多伦等地。但是，蒋介石却以同盟军妨碍统一政令为由，调动十几万国民党军与日军夹击抗日同盟军。在此形势下，同盟军一部退至热河、长城一带继续抗战，但终因弹尽粮绝、孤立无援而失败。共产党员吉鸿昌于11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李济深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1934年1月，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促进中国的抗战，1934年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等六项抗日救国纲领。这一纲领，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愿望，从而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响应，公开签名赞成的达数十万人，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坚强意志。

　　为了制造扩大侵华战争的舆论，1934年4月17日至26日，日本政府外务省以情报部长天羽英二的名义先后发表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维持东亚和平的唯一基础，负有全部责任”，并把中国视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声称“其他外国和国际联盟对于中国实行利己本位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伊然以亚洲的主宰者自居。日本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报告中更加露骨地提出：”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

　　日本侵略者为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于1935年5月，借口中国方面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关于中国军政机构退山冀察两省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力相要挟。6月初，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开始秘密谈判。7月6日，何应钦致函梅津，接受日方6月9日信件中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答应取消河北省与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长，禁止全国抗日活动等等。6月27日，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方代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规定撤退驻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军和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撤销宋哲元察省主席职务，成立察东非武装区。这样，日本侵略者便获得了冀、察西省的大部主权，为全面侵华开辟了前进基地。接着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组织亲日政权，以实现其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图谋。9月，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鼓吹华北五省“联合自治”。10月，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具体策划华北五省自治。11月11日，土肥原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统辖五省两市。11月25日，日本嗾使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又扶植内蒙的民族败类“德王”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在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于12月宣布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殖民化的危机日趋严重。

　　1936年2月26日，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分子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以此力标志，日本完成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体制，从而为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铺平了道路。“二·二六”政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完全听命于军部，8月7日，在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制定了《国策大纲》。其基本精神是对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大力扩军备战；对外加紧侵略扩张，提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并进一步确定陆军准备“北进”对抗苏联，海军准备“南进”与英美争夺太平洋霸权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同时，在其《帝国外交方针》中规定：当前力求与苏联和解，增进与英美的“亲善关系”，加强与德国合作，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中国问题，“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这实际上是采取中间突破先打中国的方针，为尔后“南进”或“北进”建立战略基地。广田内阁制定的这一根本国策，继承和发展了1927年田中内阁所确立的侵略方针，形成了一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方案。

　　为实现其既定的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入侵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同时，还加强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准备。日本政府在1936年8月制定的《国策大纲》中，把“扩充国防军备”摆在首位，大量增加军事工业的投资，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1937年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2.2倍，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至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达55亿多美元，年产钢580万吨，石油169万吨，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余吨。同时，日本政府还大量增加直接军费，1937年即达13.6亿日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49％。在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增加军费的条件下，日军数量及技术装备水平得到迅速增强。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日本陆军兵力增加到40余万人，其中包括17个常设师团和10余个独立混成旅团、骑兵旅团、独立守备队（相当旅团）；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共有91个中队，2600余架飞机；海军共有4个舰队，200艘大型舰艇，总计77万吨。此外，还有日本扶植的伪满军和伪蒙军以及冀东保安队等，共12万亲人。同时，在国内大力加强法西斯统治，对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灌输“八纮一宇”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总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1937年下半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美、英、法等国还没有从上次危机中完全恢复过来，又陷入了新的危机。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由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虽尚未陷入经济危机，但也面临危机的威胁。为了逃避危机，它们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英、美、法等国虽与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势力存在矛盾，不愿自身利益受其侵犯，但它们一则忙于应付本国的经济危机；二则企图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求与德、日、意达成妥协，维护其自身利益；三则企图把德、日、意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因此，它们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行动，采取“不干涉”、“中立”等绥靖主义政策，并向日本、德国输出大量的战略物资，从而助长了法西斯侵略气焰，加速了战争的到来。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自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斗任务以后，积极倡议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遭到英、法等国的反对。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建设并打破英、法等国企图把法西斯侵略矛头引向苏联的阴谋，苏联也避免过早与德、日、意法西斯直接发生冲突。上述国际形势，给了德、日、意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以可乘之机。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已有准备的基础上，决心利用上述对其有利的国际形势，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完全形成之机，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