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战的实现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了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已成为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在国际上，德国纳粹党头子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建立起法西斯独裁专政，并不断扩军备战，继日本之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又一个策源地。德、日、意法西斯互相勾结，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形成世界法西斯侵略势力。

　　鉴于国际法西斯侵略势力猖獗，新的世界战争危险日益严重的形势，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艰难的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团结起来，开展抗日反蒋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影响与组织领导下，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首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等口号，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次日，北平各校实行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集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迅速彼及全国，形成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下旬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议强调当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号召全党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报告”还深刻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尤其是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着重论述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建立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因此，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干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而“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报告”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还提出必须防止右的错误，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提醒全党注意1927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共各级党组织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及其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被迫在西北进行“剿共”内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达成停战协议。

　　为了推动抗日，准备直接对日本侵略军作战，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以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于1936年2月中旬开始渡河东征，进入山西。不久，蒋介石协同阎锡山以重兵拦阻红军东进。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6年5月5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而后迅速回师河西。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书中国国民党，敦促国民党担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并提议国共两党进行具体实际的谈判，实行两党合作，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主动调整统一战线政策，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的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也转向抗日战线，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促进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分化。以宋庆龄、冯玉祥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赞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敦促蒋介石集团停止反共内战，实行全国抗战。国民党军队中广大爱国官兵抗日情绪日益增长。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内战政策。1936年12月初，蒋介石亲赴西安，督促主张联共抗日的东北军、西北军进行“剿共”内战，并对西安抗日青年的爱国请愿运动进行镇压。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和广大群众的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抗战热情的激励下，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扣留了蒋介石和十余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它是一次爱国的进步行动。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刻电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面对国内出现的极其复杂、紧张的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先后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代表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紧张、艰苦的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与蒋介石的代表达成了协议。蒋介石在表示同意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并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备军的救国会议并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等六项条件之后，获得释放。“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以及国民党主和派几个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事受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至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国民党毅然决然以此为国策，共产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下列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共产党的上述正确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改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和国共两党合作初步形成之后，为进一步促成全国性抗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林伯渠等代表，自1937年2月开始，以我党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所提出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基础，同国民党当局多次举行正式谈判，主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等问题。在谈判中，国民党企图通过“合作”、“统一”达到削弱、控制甚至取消共产党和红军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独立自主原则，同国民党当局展开艰巨复杂的斗争。在陕甘宁边区政权问题上，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改变苏维埃制度，成立陕甘宁特区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指导，特区政府行政官员经民主选举产生，由南京国民政府委任。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要向边区政府派人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国民党当局始则不同意保留红军建制，继则只同意保留1万余人，余者遣散。在中共代表的据理力争下，国民党始同意红军编3个师，共4.5万人，但不能设独立的指挥部，并且由国民党派员担任要职。共产党坚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坚持设立总指挥部，并拒绝国民党当局派员来红军任职，但同意派联络人员，以便协同作战。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其无理要求，谈判未能完全达成协议。关于国共合作组织形式与共同纲领问题，也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继续坚持其一党专制和独裁而未能达成协议。在谈判过程中，共产党既坚持原则，又进行了必要的重大让步，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早日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特别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明确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7年4月15日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并于5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明确了党在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号召全党必须以极大努力，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发挥和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和领导作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党中央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要求全党全军迅速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要求我军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教育上完成抗战准备，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这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准备。

　　根据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提出的任务要求，红军首先进行了政治整训，进一步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纠正了“左”的关门主义倾向，提高了执行新时期党的路线的自觉性，正确地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和红军改编的重大意义，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求全体指战员坚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从而为出师抗战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政治整训的同时，红军还针对日本侵略军这个新的作战对象，加紧进行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以提高军事素质，增强战斗力，并将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抗战所需的军政干部。在军政整训的基础上，部队着手进行整编，以便在组织上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