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失守后的形势。我党我军的方针和任务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早自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武汉和广东的作战计划，但由于兵力、资材和船舶运输等条件的限制，遂暂告停止。及至1938年5月中旬侵占徐州后，日军大本营于6月15日的御前会议上再次研究了攻占武汉、广州的作战计划，认为只要占领武汉，控制黄河、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并进占广东，切断国际上援华的补给线，就可以支配中国；而且攻占武汉、广东的兵力、船舶和资材已准备就绪，遂作出攻取武汉、广州的决定。据此，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7月23日订出《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明确攻取武汉的作战目的，在于摧毁中国军队的统一的指挥中枢，控制黄河、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确定在作战指导上，首先尽力给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以“重大损害”，而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阵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团”，“预期北自武胜夫、南迄岳州（今岳阳）附近构成一条持久战线”，并控制武汉以东长江沿岸各要点。明确广东（州）作战的目的，在于切断国际上援助中国政府的主要补给线，挫败第三国援华意图，其作战指导方针是：“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地攻陷广州，然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交通，采取紧缩持久态势”。8月22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进攻武汉作战命令。同日，其华中派遣军也向所属第二军（7月4日由华北方面军转隶）、第十一军发出命令，决心集中9个师团共20余万人，在海军和航空兵协同下攻取武汉，消灭这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挫伤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据此，令第二军和派遣军直属兵团由庐州（今合肥）集结地区出发，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北岸向西进攻，并占领豫南之信阳，夺取武胜关，切断平汉铁路，尔后向汉口进攻；令第十一军由九江、安庆集结地域出发，沿长江及其南岸向西进攻，占领湖南岳州，切断粤汉铁路，并向武昌进攻。针对日军之企图和部署，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心以第五、第九战区及第三战区和鄂豫边总司令部所属部队共50个军124个师70余万人的兵力保卫武汉地区。其部署：以第五战区于鄂豫皖边依托大别山抗击江北日军的进攻，以第三战区一部于皖南沿江一带阻击和牵制沿长江及其南岸进犯之日军，以第九战区（原为武汉卫戍司令部）担任武汉外围及长江南岸的防务，以豫鄂边区总司令部所属部队于鄂豫交界平汉路西侧击沿平汉路南犯之日军。
　　8月下旬，各路日军展开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抗击，给予日军很大杀伤，但由于最高当局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各路日军先后逼近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0月25日决定放弃武汉。27日，日军占领武汉。在华中日军进攻武汉的同时，华南日军第二十一军（9月19日编成）第十八、第一○四师团，于10月12日由广东大亚湾登陆，而后分两路向广州进犯。10月13日，由华北方面军转隶该军的第五师团由青岛起航，20日抵达珠江口，尔后溯珠江而上，进攻虎门要塞。21日，日军占领广州，23日占领虎门。国民党军第四战区主力退向粤北地区。日军遂以广州为中心向北、南、西三个方向发展进攻并占领增城、佛山、三水等地。
　　广州、武汉失陷后，敌、友、我三方面的战略态势发生了变化。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战线进一步延长，兵力进一步分散，其华北方面军的战线，北起绥远的西苏尼特、包头，中经山西的同蒲铁路至风陵渡，接着沿黄河东至河南开封，转而南至安徽毫县，上述各点连线以东地区均成了华北方面军的后方。其华中派遣军的战线，一部分北起合肥，中经芜湖、宣城，南至杭州的连线以东地区，一部分以武汉为中心，北至信阳，西至安陆、应城，南至岳州，东至九江附近地区。其在华南的第二十一军则控制以广州为中心的地区。
　　根据战局的变化，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1月下旬召开南岳（湖南衡山）军事会议，决定重新调整部署和划分战区：以第八、第二、第一战区共60余个师的兵力，在北起绥远西部、中经山西的西北、西南部以及河南西部、中部和安徽北部与敌华北方面军相对峙，以第五、第九、第三战区共100余个师的兵力，于皖西、鄂北、豫甫和鄂南、湘北、赣西以及皖南、苏南、浙西、豫北等地与敌华中派遣军相对峙；以第四战区10余个师的兵力于粤北、粤西等地与敌第二十一军相对峙；同时，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指挥派回华北敌后的部队。
　　至广州、武汉失守，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大青山、晋西北、晋西南、晋察冀边、晋冀豫边、冀中、冀南、冀鲁豫边、鲁西、鲁中、胶东、豫东、皖中、苏南、皖南等抗日根据地，消耗和牵制日军大量兵力，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并与正面战场友军在战略上构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形成了正面与敌后、内线与外线、有后方与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斗争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
　　广州武汉失陷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国民党方针政策的改变。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武汉，虽部分地实现了它的侵略意图，但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国内人民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决抗战，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广阔的华北、华中战场上消耗与牵制其大量兵力，对其构成严重威胁；因而，在侵占广州、武汉后，不得不改变其侵华的方针和策略。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1938年11月3日至22日，日本近卫内阁连续发表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近卫三原则”，声称只要中国允许日本在特定地区驻军和开发华北、蒙疆的资源，日本则考虑撤销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从华中和华南撤兵，企图以此为诱饵，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反共，从而达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
　　在军事上，日本侵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改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我党我军，并将重点置于华北。1938年12月初，日本大本营在其命令和决定中，要求侵华日军必须确保占领区的“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扑灭抗日势力”，实现由“点、线”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要求华北方面军必须确保已占领的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并迅速加强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以及包头以东的“蒙疆”地区的“治安”；要求华中派遣军必须确保合肥、芜湖、杭州以东的占领区及主要交通线，并迅速加强京、沪、杭地区的“治安”。为了贯彻上述命令和决定，对侵华兵力部署进行了调整。在华北，成立了第十二军司令部（驻济南），以接替转属华中派遣军的第二军，负责指挥山东和苏皖北部地区的日军；在华中撤销第二军司令部，并由华中、华南抽调第十、第二十七、第五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同时由国内向华北、华中增调9个师团、5个独立混成旅团。至1939年4月，侵华日军总兵力（不含关东军）达到30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1个支队和4个飞行团，共80余万人。为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加强对伪政权、伪军的控制以及“促进对重庆的工作”，根据大本营决定，于1939年9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同时撤销华中派遣军的指挥机构，调出7个师团，调入7个独立混成旅团，并在上海设立了第十三军司令部。至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一军，共23个师团、16个独立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此外，还大力扩充伪军，使华北、华中的伪军增加到14万余人，企图以增强伪军力量来克服其兵力不足的弱点，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
　　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占领区资财，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在华北，成立所谓“开发公司”，大肆掠夺煤、铁、盐等资源；在华中，成立所谓“振兴公司”，掠夺粮、油、棉等物资；在华南则获取所谓“特殊物资”。企图通过上述措施，克服财经困难，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在外交上，加紧与德、意法西斯的勾结，对英、美施加压力，企图通过英、美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尽早结束侵华战争。同时，做出反苏姿态，继张鼓峰事件之后，又制造了诺门坎事件，以迎合英、法等国的反苏情绪。在日本侵略者疯狂侵华的同时，法西斯德国在欧洲也加紧对外侵略扩张，继1938年4月吞并奥地利之后，于5月陈兵捷克边境，进一步提出吞并捷克苏台德地区的要求，并以战争相恐吓，胁迫与捷克有同盟关系的法国以及英国让步。英法等国为了谋取同德、意法西斯的妥协，并把法西斯侵略的矛头引向苏联，于9月30日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然而，德国法西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于1939年3月15日出兵吞并了整个捷克。在此形势下，苏联向英、法等国倡议建立反法西斯联盟，以阻止德、意法西斯侵略，但却遭到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冷遇和拒绝。为了推迟苏德之间的战争，苏联在德国主动提出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情况下，于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了条约，从而挫败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祸水东引”的阴谋，赢得了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时间，并且加深了德、日法西斯之间的矛盾。日本本想借德国在西方牵制苏联，以便其调集兵力在诺门坎地区再次向苏蒙联军进攻，但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迫使其不得不停止再次进犯，与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绥靖政策的怂恿下，德国法西斯于9月1日入侵受英、法保护的波兰。英、法于3日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欧战爆发后，英、美、法等国为了在西方与德、意法西斯对抗，因而在东方极力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对日本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积极策划“东方慕尼黑”阴谋，准备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同日本的妥协，以维护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区域的殖民利益。
　　日本侵华方针的改变，英、美等国“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活动，对中国抗战产生了严重影响。中国抗战开始出现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危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七·七”事变至武汉失守期间，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关系较好。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上互相配合作战，因而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挫败了它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但至武汉失守后，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英美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进一步分化。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一步与日本勾结。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离重庆跑到河内，公开叛国投放，成为可耻的汉奸卖国贼。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由于受英美对日政策的影响，加之战争失败主义情绪的滋长，以及仇恨和惧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因而，逐渐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在其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所谓“防共委员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2月，蒋介石又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于是，不断制造反共惨案，并以部分主力及大量游杂武装返回敌后，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制造反共军事磨擦，同时以其第十战区和第二、第八战区各一部共50余万人的兵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接着在11月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随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由于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因而，中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正是在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16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15个月的抗战经验，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新阶段全国抗战的总任务以及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全会讨论了上述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党我军的方针任务。
　　全会根据毛译东的报告，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国抗战的总任务；要求全党全军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成为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坚强核心，发挥先锋与模范作用，为实现新阶段抗战总任务而斗争。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总任务，必须不断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注意防止与纠正只讲联合、不讲斗争或只讲斗争、不讲联合的错误倾向，正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还指出，党的主要工作方面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必须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进一步贯彻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进一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但应看到在某些重要地区，如华北和长江下游将遇到敌之疯狂进攻，平原地区将难于保留大的兵团，山区将成为主要根据地。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在游击战争已经充分发展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以准备在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在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以免敌人回师后发展困难。根据上述分析判断，全会最后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任务。为适应发展华中和华南战略任务的需要，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为贯彻“巩固华北”的方针，并针对敌在华北先取平原，后取山区的企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以3个师的主力，于1938年12月，分别进入冀中、冀南、冀鲁豫边平原地区和山东地区，协同各地方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巩固和扩大各抗日根据地。同时，要求新四军大力发展华中，首先开辟豫鄂边、豫皖苏边和皖东等地区。要求广东地方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武装，在琼崖和东江、珠江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1939年7月，中共中央针对抗战中出现的日趋严重的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危险，在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同国民党中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顽固势力作斗争，坚决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各项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我军打破日、顽夹击，继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