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军民坚持自卫原则，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国民党顽固派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便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令其存在”。为达到取消边区政府的目的，国民党先后调集胡宗南等部及反动地方武装共30余万人，从北、西、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包围，并不断派出武装，配合当地反共势力制造磨擦与流血事件。1938年12月，胡宗南令其第一六五师侵占陇东分区之赤城、白马铺。随后，又于1939年4月纠集镇原等县保安队，进攻镇原、宁县八路军，制造了第一次“陇东事件”。5月，国民党又集中关中地区8个县保安队，袭击驻栒邑县（今旬邑）土桥镇之八路军残废军人医院，杀害抗战有功之伤残人员10余名，并侵占栒邑县城，制造了“栒邑事件”。8月，胡宗南采取了更大的军事行动，指令其暂编骑兵第二师由三原北犯，企图攻占鄜县（今富县），并以一部兵力绕过鄜县，进至延安以南三十里铺一带，直接威胁延安。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反共磨擦和军事挑衅事件达150余起。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武装挑衅，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多次派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力求避免武装冲突。同时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准备迎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大规模军事进攻。193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一二○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第三五九旅由恒山地区返回陕甘宁边区。同时令留守兵团调整陕甘宁边区的防御部署，以警备第四、第五团进驻鄜县，以警备第三、第八团增防关中地区，并成立了关中警备司令部，以加强反顽作战的指挥。

　　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新的军事进攻，从10日至16日先后调集第九十七师300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宁县、镇原城之第七七○团，杀伤该团干部战士300余人，夺占宁县、镇原两城，制造了“第二次陇东事件”。同时，盘踞于庆阳、合水等县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也乘机向八路军进行骚扰袭击；盘踞于关中地区各县的国民党保安队亦大部集中，准备袭击关中地区的八路军，以策应其对陇东的军事进攻。

　　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12月下旬，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致电蒋介石等，呼吁停止进攻边区，恢复团结，勿使事态扩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中共中央也及时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蒋介石、何应钦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其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恢复8月以前的边区态势。同时，陇东地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展开反击，打击了顽固势力，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击退了解县地区的顽固势力，迫使国民党暂编骑兵第二师撤至洛川以南。在关中地区，由于八路军兵力的增强，顽军未敢轻举妄动。

　　国民党顽固派在其对陇东和关中的军事进攻被制止后，又于1940年1月，令其驻绥德专员何绍南，集中五个县的保安大队准备进攻八路军在绥德地区的部队。当地军民纷纷声讨其罪行，并做好迎击准备。何绍南见八路军已有准备，且惧怕人民群众的力量，遂于2月5日率部逃往榆林，而后又潜回绥德，煽惑当地国民党保安队哗变为匪，并袭击八路军河防部队第七一七团等部。八路军忍无可忍，遂展开反击，并乘胜肃清了绥德地区五县的反共顽固势力，巩固了绥德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自卫反击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对边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从而保障了中共中央的安全，使边区也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