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制造“十二月事变”，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打退阎军的进攻

　　山西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惧怕迅速发展起来的山西新军变为异己力量，于1938年6月和9月，在吉县的古贤村相继召开了晋绥军高级军官会议和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制定了重整旧军，压制新军的计划。1939年3月，阎锡山又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简称“秋林会议”），逼迫共产党人退出新军，当即遭到薄一波等新军领导人的坚决反对。阎锡山坚持其反动立场，提出改编新军，沿用旧军的番号，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解除共产党员的军权；派亲信充任“联络官”、“观察员”，并秘密制定了“讨伐”新军的作战计划。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极力支持阎锡山排斥我党我军，破坏山西各派力量之间的团结，从而使山西出现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针对上述形势，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13日，在给华北各区党组织及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阎锡山转向反共，山西新旧派的斗争可能会加剧。我党我军可能要受到部分打击与限制。山西环境将比过去更复杂、更困难。为了维持山西各派力量的团结，我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拥阎抗日”，反对破坏山西内部团结，反对离间晋绥军与八路军的关系。对山西新派应帮助巩固其已得阵地与力量。当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日益猖獗时，中共中央于八九月又进一步指出：对阎锡山继续倒退，向进步势力的进攻，应给予有力的与必要的反击和抵抗。在新军中应清洗坏分子与投机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山西我党有战斗力，才能团结左派分子在我们周围反对山西逆流，才能转变局面和克服投降危险。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为发展山西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付顽固势力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指明了方向。

　　1939年11月，山西形势进一步恶化。阎锡山经过密谋策划，于下旬命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其所属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等部，分南、北两路向驻晋西南的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12月3日，阎军首先在永和附近袭击了决死队第二纵队之第一九六旅旅部，同时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杭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杀害洪洞县、蒲县县长及位于限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制造了“十二月事变”。

　　“十二月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从抗日大局出发，指示八路军对山西反共旧军要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继续争取阎锡山抗日；同时要求对阎军严加戒备，掩护与支援新军实行自卫，审慎而坚决地同阎锡山的反共行动进行必要斗争。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晋西南事件与我们方针的补充指示》中明确指出：“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活动于太岳区的晋西独立支队第二团速返晋西南，令晋西北的第一二○师新三五八旅加强战备。

　　面对优势顽军的进攻，晋西南新军于12月6日组成了“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指挥决死队第二纵队之独立第二旅、第一九六旅和保安旅，及新军政治保卫队（简称政卫队）、第二○九旅等部，配合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于12月10日至15日在隰县之东和宿地区，以及中村、暖泉头等地，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击溃阎军一部。而后，新军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于16日夜撤出战斗，向北转移至孝义以西郭家掌、枯桑园一带。

　　暖泉头战斗后，晋西独立支队第二团奉命由沁源返回晋西南归建。此时，南北两路阎军在进占康城、大麦郊等要点后，又向新军、八路车北撤之部队实施包围，并与汾（阳）离（石）公路之日军相配合，对我新军、八路军形成夹击之势。为避免事态扩大，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率晋西独立支队掩护新军北撤，于12月27日夜越过离（石）军（渡）公路，安全抵达晋西北临县以南的招贤镇地区。晋西南地区遂全部陷入阎军之手。

　　在“十二月事变”发生的同时，晋西北阎军骑兵第一军和第三十三军等部，在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指挥下，放弃忻州（今忻县）、神池、宁武、五寨、静乐等地的对日阵地，集结兵力于兴县、临县、方山一线，监视晋西北新军与八路军，并伺机发动进攻。赵承缓还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阴谋策动决死队第四纵队中部分反动军官发动叛乱。针对上述情况，决死队第四纵队在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于12月13日，逮捕了阴谋暴乱的反动军官，从而粉碎了赵承绶破坏新军的阴谋。

　　12月16日，赵承绶召开高级将领紧急会议，具体拟定向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新三五八旅进攻的计划。参加会议的爱国进步将领、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借故退席，毅然奔赴岚县史家庄，向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及新三五八旅领导人揭露了阎军的阴谋。中共晋西北区党委针对阎军这一阴谋，决定调整部署，迎击阎军进攻。遂令新三五八旅主力集结于岚县地区，决死队第四纵队由交城地区移驻新三五八旅附近，暂编第一师向第四纵队靠拢，工人武装自卫队（简称工卫队，后改称工卫旅）于五（寨）岢（岚）保（德）地区集结。

　　在晋西南新军和晋西独立支队撤至离（石）军（渡）公路以北后，阎锡山即令赵承绶指挥第三十三军6个团，进至临县以南的三交地区实施拦截；令骑兵第一军8个团，由临县、方山一线前出至寨上和开府地区，向岚县地区八路军进逼。同时令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火速北上，向离（石）军（渡）公路推进，企图南北夹击并消灭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2月23日在给彭德怀、彭绍辉、罗贵波的指示中明确指出：“阎已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兔，对此冲突，应当采取下述方针：（甲）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二）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31日，中共中央在给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师的指示中，又进一步指出：“胜利的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据此，中共晋西北区党委于12月31日成立了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佣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同时决定以新三五八旅、决死队第四纵队、暂编第一师等部，分别向方山和临县东北白文镇之阎军反击，接应决死队第二纵队及晋西独立支队北上。1940年1月2日至9日，晋西北新军和八路军把阎军骑兵第一军驱逐到临县附近地区。此时，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已由招贤镇附近顺利转移到静乐县西南的米峪镇、天池店地区，与晋西北新军取得了联系。1月11日至13日。讨逆军总指挥部指挥新军和八路军，在临县地区击溃阎军骑兵第一军和第三十三军各一部，迫使阎军于13日夜退向晋西南地区。

　　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反顽作战取得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月25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师，指出，“在武装磨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御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我军应停止于汾离公路以北待命，“巩固现有阵地，严阵以待，来者必拒”。同时还指出：要巩固晋西北，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贺龙、关向应任正副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西北和绥远大青山地区的党政军各项工作。1940年2月初，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返回晋西北，随即以新三五八旅主力及新军暂编第一师一部，肃清俞岚、河曲、保德等地区的反动武装700余人，并说服进至河曲、保德间的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和国民党第二十二军高双成部退回原防地。至此，晋西北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完整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阎锡山在晋西南、晋西北挑起武装冲突的同时，令其在晋东南地区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率独立第八旅乘八路军对敌进行邯长路破击战之机，于1939年12月8日至26日进攻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并破坏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陵川、壶关、长治等七县抗日民主政权，袭击第五专署和“牺盟会”等机关，杀害共产党员及其他进步分子达500余人，绑架1000余人。在阎锡山策动下，决死队第三纵队部分反动军官，于23日发动叛乱，强行带走3个团及直属队一部共4000余人。1940年1月中旬，蒋介石一面迫令八路军退出太（行山）南、太岳根据地，一面以其第九十三军和第二十七军主力向临（汾）屯（留）公路以北进攻决死队第一纵队，以其第四十军和第二十七军一部在阎军独立第八旅的配合下，由高平、陵川、壶关等地出动，进攻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和决死队第三纵队。同时，阎锡山令其第十九军之暂编第二旅、新编第二师分由晋西北、晋察冀边区南下，配合蒋军的进攻。

　　为粉碎蒋、阎军的进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心集中兵力打击进攻最积极的阎军孙楚部，避免与蒋军发生军事冲突，以巩固太岳，逐步恢复太（行山）南根据地。据此，以第三八六旋主力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于1月中旬进入太岳地区，阻止蒋系第二十七军北犯。以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独立游击支队、决死队第三纵队及民军第四团等部于16日在高平以西之南北杨村一带，歼灭阎军独立第八旅一部，从而恢复了太南部分地区。1月30日至2月2日，第三八五旅2个团、第三八六旅1个团及独立支队在榆社游击队等部配合下，于榆次东南及榆社以北地区，歼灭阎军暂编第二旅和新编第二师大部。至此，蒋、阎军采取南北夹击夺取八路军太南、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企图压制新军、排挤八路军的目的未能达到。相反，其自身力量却被削弱，而蒋介石的势力则乘隙而入。为稳定山西局势，避免蒋介石势力取代阎锡山统治山西，争取阎锡山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毛泽东致函阎锡山，晓以大义，调解新旧军冲突。2月25日，中共中央又派萧劲光、王若飞为代表到达秋休，与阎锡山进行谈判。阎锡山在反共失败和蒋介石企图乘隙而入的情况下，遂与共产党达成和解协议，并划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分界线，南为阎军防区，北为八路军和新军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