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下旬，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率部由陵川、辉县北进，12月初进入冀西，抢占要点，包围压迫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青年纵队、冀西游击队等部，摧残抗日政权，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争取朱部共同抗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亲赴冀西，向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表明八路军严正立场，指出：“我们已经退避三舍了，实在无地可退，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八路军一个师抵抗了10万日军，10万伪军，并非怕你们，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是有人民作后盾的。”但鹿、朱置若罔闻，于12月下旬，指使驻赞皇、元氏以西地区的侯如墉部和驻束鹿、宁晋间的乔明礼部向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大举进攻。八路军被迫自卫，遂以第三八五旅主力以及冀西、冀中部队，于1940年1月12日，向侯、乔两部反击，歼其大部，迫使鹿钟麟、朱怀冰部于2月初南撤武安、涉县、磁县地区。
1940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在冀南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2个连和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三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并准备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2月3日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指出：对石友三部采取争取的方针已不适用，应在其向我出击时坚决彻底消灭之。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冀南、冀中、冀鲁豫等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在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下，于2月9日发起自卫反击作战，将石部主力包围于威县东南下堡寺、马鸣堂一带。15日，顽军突围西逃。此时，日伪军3000余人进至广平、邱县间的平固店一带，向八路军进逼。石部主力则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退向清丰东南地区。
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虽连遭失败，但并不甘心。1940年2月初，蒋介石令其进占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和清丰等地区的朱怀冰和石友三等部，再次向太行、冀南地区八路军进攻；同时令在黄河以南之第四十一、第七十一军迅即渡河北进，协同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夺取八路军太（行）南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据此，八路军总部决定乘黄河以南的顽军尚未北渡，朱怀冰部孤立突出于武安、涉县地区，鹿钟麟、孙殿英等部暂时处于观望，以及石友三部在清丰等地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于3月初在平汉铁路以东进行卫（河）东战役，驱逐石友三部；在平汉铁路以西进行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驱逐朱怀冰部。
2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令冀中、冀南和冀鲁豫军区各以一部在冀南军区统一指挥下，进行卫东战役，集中兵力打击石友三部于濮县（今濮城）、濮阳、清丰地区，并阻止其窜入太（行山）南地区。3月4日，我军先后在观城、濮县以及清丰县东南之卫城集、六塔集、双庙集、东北庄等地展开反击，歼灭顽军一部，大部顽军于3月6日分数路南退。11日，石友三残部窜至民权以东地区。至此，八路军全部恢复了卫河以东地区，并建立了濮阳、长垣等七县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在鲁西建立了范县、朝城等四县抗日民主政权。顽军朱怀冰部所辖第九十四师及新编第二十四师等部，窜至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之武安、涉县地区后，在武涉公路以南、漳河以北纵横30余公里的地区内不断抢占要点，切断交通，破坏抗日政权。2月18日，朱怀冰部突然袭击驻磁县以西贾壁、大湾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第一大队和青年纵队第二团。八路军伤亡百余人，并撤出该地区。为反击朱怀冰部，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各一部，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3月5日在磁武涉林地区展开反击作战。
此时，朱怀冰部2个师共8000余人，配置于磁县、武安、涉县间的张家庄、崔炉、南北王庄、东西达城地域；鹿钟麟率冀察战区总部位于林县以北、任村集以东地区，孙殿英部位于林县及其西南地区。针对顽军部署，第一二九师首长决心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朱怀冰部，监视并争取鹿钟麟、孙殿英两部中立。3月5日，第一二九师首先反击进占古台、前后牧牛池、南王庄、齐家岭等地的顽军；6日，击溃南北岔口、东西花园、南北贾壁、青碗等地的顽军。在八路军的有力反击下，朱怀冰率残部退入修武境内。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适可而止”的指示，停止了反击作战。是役，八路军收复了武涉公路以南、林县以北地区。
磁武涉林战役后，中共中央本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继续抗战的政治立场以及保持八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有理有利地位，毛泽东于3月16日电示彭德怀：“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3月中旬，太南地区八路军主动北撤至平顺、漳河之线。随后与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议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退。
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胜利，对于实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对于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阻止其对日妥协投降和争取时局好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反顽斗争中，共产党和八路军从顾全抗战大局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和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胜利原则以及适可而止的休战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顽固派，把反顽斗争的坚定性与斗争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把联合与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均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40年3月11日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经验，为以后反顽斗争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