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的形势。我党我军的方针和任务

　　1940年夏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十分严重。德军继侵占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之后，在意大利军的协同下，入侵法国，迫使法国投降、英军退出欧洲大陆。德、意法西斯在西方所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南进野心。于是日本侵略者决心乘英、美无力东顾之机，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为此，7月23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声称“为了应付变化着的世界形势”，”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遂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与此同时，日本还通过德国压迫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9月23日，日军一部进占法属印支北部，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军事同盟，从而加剧了与英、美的矛盾。由于中国抗战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英、美为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遂由推行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转为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以牵制日本的“远东策略”。10月，英国重开滇缅（甸）公路；接着，英、美向中国政府提供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苏联为防止日本北进，避免两面作战，继续采取积极支援中国抗战的政策。而德、意为利用日本在亚洲钳制英、美，力促日本南进，并极力劝蒋介石对日妥协和加入德日意军事同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日本侵华的方针、政策和中国抗战的形势。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放手南进，急谋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遂于11月13日，在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蒋汪合流”。至1940年底，如达不到上述目的，即转取长期战的战略，以确保华北和华中的长江中、下游及华南沿海等重要占领区，特别要加强占领区的“治安”；同时，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对中国内地政治、经济中心的空袭。据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941年1月16日，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敌中国派遣军依据上述“纲要”、“计划”，对国民党继续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更加强调以打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主，充分发挥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力战”的威力，集中其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的75％和伪军全部，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因而，敌后抗战的形势日趋困难。
　　根据以巩固占领区为主的方针，敌中国派遣军调整了部署，增强了华北的兵力，使华北方面军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1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2个旅团），主要对八路军作战，同时与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八战区在绥远西部、山西的西南部，以及河南、安徽北部对峙；以第十一军共7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以武昌为中心，北至河南信阳、西至湖北宜昌、南至湖南岳阳、东至江西九江、南昌的地区，主要对国民党军第五、第九、第三战区和新四军第五师作战；以第十三军3个师团又4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于长江下游苏、浙、皖等省，主要对新四军作战，同时与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对峙；以华南方面军（1940年2月成立）的6个师团部署于广东、广西和福建沿海，主妄对国民党军第四、第七战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珠江、琼崖等游击队作战。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外政策。在日本诱降，德国劝降，英、美、苏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处于“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地位。他借与日本谈判，以压美、英、苏给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其内外政策；借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战，以与日本讨价还价；并且看到日本决心南进，在中国重点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以巩固其占领区，不可能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局发展趋势，因而决心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既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1940年7月初，他召开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讨论进一步反共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以所谓“中央提示案”形式，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并全部集中到旧黄河以北冀察地区。接着，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50余万人；同时，加强其在华中的兵力，密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由豫西和鄂东东进，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密令鲁苏战区韩德勤部进攻苏北新四军；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对于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敌后抗战即将出现的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有预见，在1940年7月至11月期间，曾多次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由于德国进攻，意国参战，法国投降，英国已退出欧洲大陆的结果，陷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中”。“日本准备在太平洋参加德意战线”，并“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于新的环境中”。“投降危险的来源，主要的现在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而是日本的压力与德意胜利对于日本的鼓励以及可能的劝和政策”。《决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作出17项政策规定，号召全党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达到战胜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9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国际上，首先是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美国已日益积极地援助英国与准备参战，一方面德、意法西斯与日本勾结的结果，已使日本转变政策。日本参加德、意阵线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和同日周恩来关于形势问题致中共中央电。
　　与实行南进方针已日益明朗化，这样就使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日益严重起来。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与准备对美战争，便正在采取各种办法（交通封锁、军事进攻、政治引诱），以求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日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德国为了利用日本牵制英美与利用中国市场增强德国经济，却又准备劝和中日结束战争。在国内，国民党顽固派动摇于英美与日德之间，暗藏的投降派策动蒋、汪合流，进步与中间势力则要求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日。对于顽固派在暗藏的投降派策动下的分裂投降的危险，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美、英支持中国抗战，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包括国民党广大爱国人士和官兵反对投降、分裂，以及我党我军力量的发展壮大，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持久抗战是完全可能的。那种“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10月25日，毛泽东在《关于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中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日本与亲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分裂，使国共两党互相火并，两败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为此，我党我军“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12月25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和党的政策的指示中，强调指出：自日本帝国主义者与汪精卫伪政权签订条约，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苏联援助中国，以及我党反投降斗争展开以后，“此次投降危机已被制止。虽然将来仍有发生此种危机可能。但目前则是继续抗战局面。”国民党仍将采取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因此，我们也应继续实行一面团结抗战，一面进行反顽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既联合、又斗争，既统一、又独立自主的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军民，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不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时，要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对敌斗争的军事战略方面，要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并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占区要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一要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坚决执行“三三制”政策，共产党员只能占1/3，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权；二要实行正确的劳动政策，必须改善工人生活，调动工人抗日积极性，但切忌过“左”，加工薪减工时不应过多，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对抗日和工人本身都不利；三要彻底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以调动农民抗日积极性；四要实行合理的税收政策，一切有收入的人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但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五要正确执行锄奸政策，坚决镇压汉奸、敌特和坚决反共反人民分子，保护抗日人民，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人；六要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应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七要加强文化教育，提高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八要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吸收各方面人才参加，以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对于战胜严重困难，争取时局好转，坚持敌后抗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