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摧毁或缩小我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自1941年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三种地区，计划在3年内逐步实现其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变“未治安区”为“准治安区”，最后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为实现这一企图，敌首先大力增修铁路和公路，并在铁路和主要公路两侧挖封锁沟，筑封锁墙，特别在平汉路北段两侧各10公里地带，构筑了长达500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与冀中、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在平原抗日根据地沿纵横交错的公路大量增设据点，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形成“格子网”状，并严加封锁，切断相互联系。尔后，在分割封锁基础上，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所谓“边沿蚕食”，即在抗日根据地边沿工作的薄弱地区或游击区，事先潜入特务，建立秘密汉奸组织，待时机成熟时，即突然乘虚而入，建立据点和封锁线，成立伪政权，使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变为敌占区。所谓“跃进蚕食”，即以“扫荡”为先导，在抗日根据地内部安设据点，然后依托据点逐渐向外扩张，变抗日根据地为其占领区。
为了打破敌依托交通线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和“蚕食”，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6日发出关于开展交通战的指示，指出：凡对我有害的道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为敌必争，而我又无力控制者，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凡是我方需要通过的交通线，不可破坏，以免引起敌之注意，加紧封锁，而不便我通过。
由于敌人实行封锁和“蚕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出现退缩局面，特别是冀中、冀南、冀鲁边及鲁西等平原根据地退缩得较为严重。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夫于冀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对敌之“蚕食”政策，“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困难立足。”“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对被“蚕食”的地区，应多采用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要加强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引导其在适当的范围内为我服务；另一方面，抗日团体及政权组织，应采取隐敝的方式，注意保存自己。《指示》还强调要健全由当地干部领导的、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以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遵照上述指示，采取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开展广泛的分散的群众住反封锁、反“蚕食”斗争。
冀鲁豫军区部队于3月间对南乐、清丰、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许多公路展开破袭战。八九月间，又以教导第三旅和第四军分区部队连续袭击聊城、东阿之间的七级、官门和周庄等敌据点，并给由聊城向外“蚕食”之敌以严重打击。在此期间，冀中南下支队在冠县、堂邑、莘县地区连续攻克敌10个据点，并在清丰、南乐、观城间破路填沟，打击了封锁和“蚕食”之敌。教导第七旅与第七军分区部队共同恢复了东明、菏泽间的五坝地区。
冀南军区部队，于5月上旬以新编第七、第八旅及各军分区部队并动员7万群众参加对冀南各主要公路展开五昼夜的大破袭战，切断了敌之交通线，打破了敌之封锁与“蚕食”计划。
太行军区以第三八五旅、新编第一、第八旅及地方武装一部，于8月31日发起邢（台）沙（河）永（年）战役，对平汉铁路两侧敌封锁线进行了持续三昼夜的破袭战，一度攻克南和、沙河两县城，攻克据点8处，摧毁碉堡53个，歼敌1300余人，打破了敌之封锁，保持了山区同平原的交通联系。与此同时，太岳军区还对同蒲、白晋铁路进行了破击，打击了封锁、“蚕食”之敌。
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军民于3月间，在平山、建屏、井陉地区摧毁了100多个村的伪政权；4月，袭击涞源县城及紫荆关等敌军据点，并破坏了敌之修路计划；5月，在易县、井陉、行唐等地，又先后攻克19个敌军据点。为进一步扭转根据地被敌分割、封锁和“蚕食”的局面，北岳区各军分区在统一部署下，对敌之公路、封锁沟进行大破袭。至8月上旬，破坏了涞源、易县、徐水、唐县、平山等地区的许多公路和封锁沟，并攻占了一些碉堡据点，使北岳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有了初步好转。
冀中区军民于7月中旬至8月底，乘青纱帐发起反“蚕食”作战，破坏敌公路、铁路共150多公里，攻克据点碉堡多处，打开了青县、大城、任丘、高阳等地区的局面。9月上旬至12月下旬，冀中区又动员40多万群众对敌占公路和铁路进行大破击，破坏公路、铁路近400公里，平毁封锁沟100多公里，毁碉堡近40个，有力地打击了封锁、“蚕食”之敌。
山东、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在反封锁、反“蚕食”斗争中，以主力部队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积极打击敌，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打破敌之封锁、“蚕食”，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除开展军事斗争外，还根据八路军野战政治部5月2日发出的关于抓索时机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派出小部队接近敌据点，进行武装宣传的指示精神，于七八月间普遍组织了由党、政、军基层骨干组成的武装宣传队进入敌占区，开展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攻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组织的武装宣传队，经常跨过封锁沟向日、伪军进行宣传。第三八六旅组织的武装宣传队，在襄垣、潞城地区，全部摧毁了距敌据点十里以外的伪组织。冀南军区组织的武装宣传队，向敌占区散发宣传品39万份，瓦解了不少伪军、伪组织，争取了大量同情分子，并以他们作内应攻克了近30个敌据点。第一二○师直属队及独立第一、第二旅，分别组织武装宣传队赴祁县、太谷、清水河、和林格尔等地区，开展对日、伪军工作，发动与组织群众破路填沟，镇压汉好，并在宁武、崞县、神池、朔县之间恢复了200多个村的抗日政权。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有力地推动了瓦解日伪军的工作，被我争取的伪军、伪组织比1940年增加了2倍。武装宣传队是在新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及斗争形式，它对瓦解日伪军和伪组织、打破敌之封锁和“蚕食”起了重要作用。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一年的反封锁和反“蚕食”斗争中，由于实行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效地制止了敌之封锁和“蚕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