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华北日军在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蚕食”的同时，还进行“治安强化运动”，作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1年3月30日至4月3日，敌进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主要是在其占领区内，整顿和加强伪政权和伪组织，扩充伪军，建立与扩大乡村自卫团，清查户口，实行保甲制，以破坏我地下组织，搜捕我工作人员，并加强对占领区内人民的经济掠夺。

　　7月7日至9月8日，敌进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方针，继续加强与扩充伪军、伪组织，扩充与加强乡村自卫团，搜剿我地下组织，并增修公路，挖封锁沟，进行分割封锁；同时，以县警备队等汉好武装对根据地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进攻。为粉碎敌人这次“治安强化运动”，我军除以地方武装和民兵打击敌人的军事进攻外，主要是派出大量武装宣传队深敌占区，镇压汉奸特务，开展政治攻势，瓦解伪军伪政权，揭露敌人的阴谋。第一二九师派出59个武装宣传队，携带50万份宣传品，进入敌占区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晋西北各军分区分别组织二三个武装宣传队由各团抽1个连的兵力配合，深入敌占区开展了连续1个多月的政治攻势，共散发宣传品30万份，并在宁武、崞县、神池和朔县地区恢复了210多个村的公开或秘密的抗日政权。晋察冀军区，派出由敌工部、侦察分队、各县公安局及游击队等组织的武装宣传队，专门打击敌人的别动队，使敌不敢远离据点活动。山东我军大力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争取了许多伪军、伪组织暗中为我服务。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下，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遭到破产。

　　11月1日至12月25日，放进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一面在其占领区内实行配给制，推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物，强征房、地捐等各种苛捐杂税，加紧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资的掠夺；一面利用铁路、公路和封锁沟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物资的来源，切断山区和平原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同时加紧对根据地内物资的掠夺和破坏，实行垄断贸易，控制市场，禁止边币（根据地抗日政府发行的货币）流通，妄图从经济上窒息根据地，摧毁抗日军民的抗战意志。

　　为了粉碎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统一领导下，同敌人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系列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一方面以武装宣传队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展开政治宣传，揭露敌人实行配给制、进行经济掠夺和经济封锁的阴谋，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一方面以地方武装带领广大群众开展以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群众性的反封锁斗争。在根据地边缘区，积极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沟墙，保证我方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能够输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则加强金融和市场管理，打击伪钞，提高边币地位，加强内外贸易，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秘密购进敌占区的医药和通信器材等物资，加强出入根据地物资的管理，严禁由敌占区向根据地输入奢侈品和非必需品，严禁粮、棉、油等重要战略物资流入敌占区。在夏、秋收获季节，号召并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打击敌人的武装掠夺和利用奸商套购我根据地物资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经济建设，增强我根据地的经济实力。经过艰苦斗争和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终于粉碎了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是华北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一年。由于敌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对根据地及边缘区进行“蚕食”和封锁，推行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特别是对平原和山区根据地的“扫荡”，由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和“梳蓖清剿”，其时间之长，连续性和残酷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严重的情况下，我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八路军兵力下降，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但是，华北敌后军民，在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经过艰苦奋战，粉碎敌人千人以上的“扫荡”69次、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9次，以及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初步打破了敌人的“蚕食”和分割封锁。同时，八路军的军政素质得到了提高，地方武装及民兵得到了扩大，从而促进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保卫了根据地的基本区，坚持了敌后抗战，为1942年继续战胜困难，扭转不利局面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