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战进入恢复发展时期的形势。我党我军的方针和任务

　　1943年春，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战略反攻。德军转入战略防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5月13日，北非战场上最后一部分德意法西斯军队向同盟国军队投降。7月10日，美英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8月16日占领全岛，并威胁意大利本土。这一形势加速了意大利统治集团的分裂，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赶下台。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至此，欧洲法西斯阵线土崩瓦解，世界人民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

　　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朝着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美军继1942年五、六月间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海战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后，于1943年2月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从而转入战略反攻，迫使日军转入了战略防御。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特别是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有力打击下，受到很大消耗与削弱，其部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士兵投降自杀者日益增多，战斗力下降。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上的失利，以及旷日持久的战争消耗，加剧了日本国内矛盾。1943年4月和10月，东条英机内阁连续两次改组，内阁成员频繁易人，反映出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对战争前途失去信心，政局不稳。同时战争经济也濒于破产。为了进一步加紧军备生产，特别是舰船和飞机的生产，日本政府自1942年底开始实行所谓军需生产总动员，1943年6月制定了《增强军事力量的企业整备基本纲要》，企图以此来全面提高军需生产能力和重新调整分配原料、资金，把已经少得可怜的民需生产也转向了军需生产；并撤销了工商省和企划院，设立了军需省，由首相东条英机兼任军需大臣。由于大力发展军需工业，因此直接军费开支和军需工业投资大幅度上升，而民需生产投资则急剧下降。为了压缩民需，日本政府又制定了《增产粮食应急对策纲要》和《战时衣着简朴化实施纲要》，对粮食、纺织品和其他生活资料实行配给制。加之大批青壮年应征入伍补充前线，军需工业特别是煤、钢铁、铝等工业的扩大，又需要增加大批劳动力，因而出现了劳动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政府除加紧从中国和朝鲜掳掠劳工外，还强制征用国内学生和妇女从事军工生产。这样就更加激起其国内及殖民地人民的厌战和反战情绪。特别是美英盟军加强对日本的海上封锁，以及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对日军占领区内工厂、矿山的破坏，使日本由东南亚和中国掠夺重要战略物资的计划无法实现，从而更加促使其战争经济濒于破产。政局日益不稳、经济濒于破产、士兵和人民反战情绪激增，这就从内部动摇了日本帝国主义赖以进行侵略战争的基础。
　　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不利态势，阻止美军反攻，急欲尽快结束对华战争，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为此，在1942年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上，制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即所谓“对华新政策”。企图以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对蒋介石施加一定的压力，促成蒋介石、汪精卫合流，以达到其“以华治华”的目的。根据这一方针，2月27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了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并发布了《大陆命第757号命令》。规定中国派遣军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首先力争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北部，以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迅速安定；同时，特别强调要确保重要资源开发地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在作战指导上，要求把日军分为守备部队和机动部队，并以伪军接替部分日军担任守备，以便抽出日军用于太平洋战场和在中国占领区内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同时，加强航空兵作战，摧毁中、美的空军基地。此外，还决定以由国内调来的1个旅团和在华的部分独立混成旅团为基础，扩编成5个师团，以接替准备调出的5个师团的防备。这样，敌中国派遣军所辖兵力仍有24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3个航空兵中队，共60余万人。
　　在国际形势日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仍然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既抗日，又反共和“上山”、“观战”政策。1943年内，除印缅远征军配合盟军在缅北反攻作战中取得一定胜利外，在国内正面战场上，仅在岳阳至沙市的长江南北地区和常德等地进行了有限的几次防御作战。而对内却加紧反共，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又有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荣子恒等部共4万多人先后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我军。
　　敌后抗日军民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严重困难，坚持了敌后抗战，自1943年起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华中地区由于日军进行重点“扫荡”和“清乡”，斗争形势仍处于困难阶段。然而，由于总的形势对我有利，所以困难是暂时的，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为期不远了。
　　根据日益发展的有利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1943年1月至7月，多次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敌后抗战的方针、任务向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发出指示。1月5日，毛泽东针对华中敌后抗战的困难局势，在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时指出：“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他还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1月10日，中共中央也针对华中敌后抗战形势，指示新四军：“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已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隐蔽干部等。”6月1日，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时，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又作了重新估计，他说：“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放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干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二是审查干部，三是保存干部。”“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7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抗战6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的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中，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作了分析。他说：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巨大胜利，美英盟军在北非的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国的6年艰苦抗战是这一根本转变的主要因素。现在法西斯侵略阵线已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同盟国已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今后的问题是彻底打垮法西斯。而解决这个问题要分两步：先消灭德国法西斯，再消灭日本法西斯。今后的一年是欧洲决战的一年。对于中国抗战，毛泽东说：6年来也起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觉悟了，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经过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必然要创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这就是中国的方向。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有了方向还要有政策。就全国来说，我们向国民政府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加强作战，二是加强团结，三是改良政治，四是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后怎么办，我们早在去年“七·七”宣言中就说了，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对于敌后抗战，毛泽东指出：要继续加强对敌斗争，坚决粉碎敌之“扫荡”、“蚕食”；继续加强三三制政权建设，贯彻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政策，以及开展生产、整风运动。7月2日，中共中央根据上述对党内军内的指示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加以集中概括，以纪念抗日战争6周年的宣言形式，向国内外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继续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加强团结，指出“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号召敌后战场军民“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