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红军、游击队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靠手中的军队，实行“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政策，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和疯狂的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2年6年间，中国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被杀的在100万人以上。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李大钊、杨阉公、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郭亮。向警予、陈乔年、罗亦农、彭湃、杨殷、恽代英、夏明翰等，就在这种反革命屠杀中英勇牺牲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人民坚决用武力反抗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在国际上毫无地位的局面一点也没有改变。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并且更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外国资本和商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中国，本来就很脆弱的中国民族经济面临绝境，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加之战祸、灾荒频繁，工农运动被镇压，农民土地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大多数中国劳动者挣扎在死亡线上。这表明，中国需要根本变革，人民需要彻底革命，来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一历史使命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承担这一重任。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国民党当局宣布“分共”之后，立即作出了三项重大决策：一、独立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发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在秋收季节起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二、以军事行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组织党领导的和在党影响下的部队在南昌起义，打回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然后进行新的北伐；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党在新时期领导革命的方针和政策。从此，中因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

　　南昌起义　1927年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由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领导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在克服张国焘的阻挠之后，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指挥北伐军第11军第24师和第20军等部，于8月1日凌晨2时向南昌城内外的敌军发动了突然进攻。由于前委的周密布置，不到5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守敌3000个人全部被歼，起义军缴枪5000余支，大炮数门。当天下午，位于九江马回岭的第25师，也在聂荣臻、周士第的领导下起义，随后开到了南昌。

　　南昌起义胜利后，前敌委员会依据中央关于以“左派国民党”旗帜号召革命的精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军个指挥机关参谋团参谋长；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方面军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廖乾吾任军党代表；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聂荣臻任军党代表；朱德任第9军(无作战部队)副军长，朱克靖任军党代表。全军共2万分人。

　　中国共产党虽然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但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究竟走什么道路尚无经验，因此，前敌委员会于起义胜利后，立即按照中央原来的意图率部南下。起义军击退了敌军在瑞金、会昌等地的阻拦，于9月下旬进至广东潮汕地区。但是，很快遭到广东优势敌军的进攻，起义军损失严丞。剩余的部队，一部分由董朗、颜昌颐率领，参加了广东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经闽四转移到赣南，摆脱了敌人的追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是南昌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从此，8月1日就成了我军的建军节。

　　“八七”会议　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四省以农民协会力中心组织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没收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肯定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科学论断。8月9日，“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决议指出：以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和军阀结成了联盟，成为同工农阶级势不两立的反革命营垒。党的任务是在那些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省分组织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府。为了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样，中央就为革命军队的建设规定了总的方向。

　　湘赣边秋收起义　根据“八七”会议的部署，各地党组织加紧了秋收起义的准备。从9月上旬开始，秋收起义相继爆发，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伙收起义。

　　毛泽东在参加了临时政清局第一次会人后，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回到湖南，同湖南省委一起讨论了起义的各项问题，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省委决定集中力量须导们潭、宁乡、岳阳、平江、浏阳、醴陵、安源七县、镇的农民起义，在长沙工人起义的配合下，夺取省城，同时，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广州。以表明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决心。毛泽东特别指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要“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这时，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未能赶上南昌起义军，转到江西修水休整：平江、浏阳西县工农义勇队和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也在修水、铜鼓地区；湘东、赣西儿县的部分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矿工武装，则集结在安源待命。这儿支武装都同湖南省委取得了联系。湖南省委决定，以这几支武装作为秋收起义的骨干。毛肾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这些武装。8月底至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安源和铜鼓，向当地党组织和革命武装领导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计划，将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湘东、赣西、鄂南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辖3个团，共约5000人。另有一支邱国轩的军阀残余部队愿意和工农革命军一起行动，称为第4团。

　　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各团依照省委“会攻长沙”的命令，由修水、铜鼓、安源出发，分三路向平江、浏阳、醴陵发动进攻。由于第4团中途叛变和个别指挥员指挥失当，致使三路进攻都未能取得胜利，部队反而受到重大损失；同时，由于敌人对我地方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破坏，各县农民也未能按计划举行大规模起义。根据当时形势，毛泽东毅然放弃会攻长沙的计划，今各团向浏阳县文家市集中。

　　19日，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针。会议接受毛汗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迅速脱离平、浏危险区的正确主张。次日，部队由文家市出发，沿湘赣两省边界东侧南进。24日，部队在萍乡以东的芦溪遭敌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不幸牺牲，年仅22岁。卢德铭。四川自贡人，参加过北伐，历任叶挺独立团营长，第25师第73团参谋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他作战英勇，指挥果断，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员之一。芦溪战斗中，部队又受到一些损失。此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人数已不足千人，组织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所以，当部队沿湘赣边南进至永新县的三湾村时，前委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部队缩编成1个团，加强了党的领导，连、营、团三级均建立党组织，设立党代表，支部建在连上，同时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三湾改编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我军建军史上有重要地位。

　　此后，毛泽东会见了井冈山地区党组织和农军负责人，率领部队一边行动，一边调查，发现井冈山地区有一定的党和群众工作基础，地方反动势力较弱，是湘赣两省军阀统治的薄弱地区；而且地势险峻，只有通过“五大哨口”才能上山，这里进可以向湘赣两省发展，退可以上山休养生息。经过考察，毛泽东决定以井冈山为工农革命军的根据地，于10月下旬率部进驻井冈山的茨坪。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黄麻起义　在秋收起义中，党领导的另一次较大规模起义，是黄麻起义。

　　9月下旬，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农民曾掀起一次群众斗争高潮，由于没有武装力量作支柱，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10月，中共鄂东黄麻特别区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党组织深入动员群众，整顿农民自卫军，很快组织起拥有3万多人、300余支枪的群众武装。11月14日，千余名义勇队队员在大批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占黄安城，歼敌40余名，缴枪30余支、子弹90余箱。接着。黄安农民政府成立，曹学楷任主席：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组成，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不久，敌人以优势兵力进攻黄安，鄂东军固守县城，遭严重损失，潘忠汝不幸牺牲。随后，起义武装72人转移到黄陂以北的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黄麻起义点燃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烈火，为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此外，党组织还在湖北、粤东、苏南、豫内、陕北、冀北一些地区领导农民秋收起义或革命军队起义。

　　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广州起义1927年11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的成果，讨论党的新的工作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不承认中国革命形势正处在低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从这种错误观点出发，它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这就使“八七”会议中出现的某些“左”倾苗头得到发展，并形成了全局性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会议还不适当地把以军队为骨干组织起义的行动批评为“军事投机”，以致后来一些地方解散了已经组成的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虽然中央很快发现了上述错误，并坚决予以纠正，但已经使实际工作受到了损失。

　　早在1927年9月，中央就计划夺取广州，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中央当时认为，武装起义“是从下至上，从乡村到城市。乡村不肃清，单以占据城市是占不住的”，因此要求广东省委首先集中力量领导东江、西江和海南地区的农民起义，而后在城市工人起义的配合下夺取广州。11月中旬，粤桂两派军阀争夺广州的矛盾激化，张发奎、李福林两军主力分别集中在西江、东江、韶关、江门地区，广州乒力相对空虚。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7日通过决议，要求广东省委乘机迅速组织工农起义，夺取广东政权。

　　根据中央决议，广东省委于11月26日决定，立即组织由我党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工农武装在广州起义，夺取并巩固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接着，省委在广州工人中组织赤卫队，在教导团和警卫团官兵中进行秘密动员；成立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兼委员长；建立起义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起义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消灭了敌炮兵团等部，攻占公安局，控制了城北制高点观音山，除少数据点外，广州珠江以北市区的大部被起义军占领。当天，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工人的杰出领袖苏兆征当选为主席(未到职，由张太雷代)，叶挺任革命军总司令。苏维埃政府庄严宣告：“广州政权已被我们无产阶级夺过来了”。

　　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不能容许有一个人民的广州。从12日起，由外地回援的敌人向起义军民发动了疯狂进攻，同时对群众开始血腥屠杀，几天中就杀了5700余人。停泊在珠江上的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积极配合和支援反动派的行动。起义军民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进行了殊死战斗，终出敌我兵力悬殊，被迫于13日退出广州，张太雷不幸牺牲，年仅29岁。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党员，曾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总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湖北、广东省委书记等职。

　　广州起义　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无产阶级建立城市革命政权的大胆尝试。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州起义部队的主力1000余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4师，参加了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斗争，一部分转移到韶关，参加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

　　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军一部转移到赣南时，人数已不足80c人，主要领导干部只有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10月下旬，部队在信丰附近进行了整顿。朱德在军人大会上分析了革命必定能发展的条件，并且宣布：今后这支部队由他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陈毅告诉大家：在部队，有枪可以杀敌人；离开部队，只能被敌人杀掉。并且指出：“只有经过困难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王尔琢号召：坚决拥护朱德、陈毅的领导。这样，就使部队稳定下来。随后，转移到韶关，使部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12月下旬，参加过广州起义的200余人来到韶关，编入了这支部队。

　　1928年1月，朱德、陈毅与毛泽东派来的工农革命军代表取得了联系，立即率部由韶关北上，智取宜章城，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接着挥师北进，配合湘南特委发动郴县、来阳、永兴、资兴等10多个县的农民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2个独立团，部队扩大到近8000人；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和宜章、郴县、耒阳等县苏维埃政府。

　　从3月下旬起，湘粤两省敌军7个师向起义军民反扑。由于敌军强大，加之中共湘南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起义军无法在湘南立足，朱德、陈毅遂于4月上旬率部向井冈山转移。

　　在广州起义、湘南起义的同时和以后，各地党组织还领导了赣西、赣南、赣东北、湘东、湘西北、闽西、浙南、皖北、苏北等地的一些起义，广西、四川、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党组织也领导了一些起义。

　　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12个省，140多个县共领导了近百次不同规模的起义。尽管中央的决策有过失误。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也不尽加人意，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党和人民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为探索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这些起义不仅扩大了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影响，而且在起义中建立和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开始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建立、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取得了初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