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至1930年春，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集团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粤桂战争和张发奎反蒋战争、蒋介石对冯玉样的战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等。战祸波及华中、华南和华北广大地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正如毛泽东在一首词中写的那样：“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同时，全国发生大面积水、旱、蝗灾，灾民达7000万。在战争、灾荒和国民党暴政的多重肆虐下，广大农民几乎完全丧失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从而掀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高潮。
新军阀之间的内讧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高涨，大大减轻了各地红军和游击队所受的压力，给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和苏维埃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在中国共产党内，“六大”的精神先后传达到各地，给全党以巨大鼓舞和力量。中共中央对各地游击战争的具体指导既积极、又慎重，例如提出争取农民中有一定进步作用的秘密团体，实行党员军事化，告诫红军“切勿轻易到接近海口的地方”，指出目前红军的任务“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红军“应向群众力量及党的工作有基础，敌人力量薄弱，地形便利及给养不缺乏的地方发展”等等。当然，中央在具体指导中也有失误，如曾先后给各地发出指示，要求红军领导人离开部队，将红军分成若干小的游击队，实行“分散游击”的方针。但当中央看到各地领导人不同意离开部队和分散游击，也就放弃这个意见了。所以，中央的这个失误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1929年6月下旬，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规定了党在当前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区与红军、加紧党员军事化和群众的武装训练等15项任务，确定了“集中游击以发动群众”的新的游击战争指导方针，并且正式把党领导的武装划分为赤卫队、游击队和主力红军这三种武装力量体制。二中全会的主要精神是正确的，指导各地红军、游击队粉碎了敌人1929年至1930年春的多次“会剿”和“清剿”，使红军和苏区有了更大发展。
赣南、闽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在蒋桂战争开始以前，湘赣西省敌军纠集7个旅的兵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以边界特委和红5军军委率红5军主力和红4军第32团在内线作战，前委率红4军主力向赣南出击。1929年1月14日，红4军主力由井冈山出发，经崇义到大庾(今大余)，遭到强敌跟追，遂绕道南雄、信丰、安远、寻乌、武平等县向瑞金转进，广大指战员战胜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和敌人围追堵截等重重困难，以每天行走45公里以上速度同敌人周旋，并且在大柏地杀了个回马枪，一举歼敌1个多团，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扭转了被动局面。几年以后，毛泽东还写了“当年度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的著名词句，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
大柏地战斗后，红4军于2月19日到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2、第4团会合。在这里，红4军前委得知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地区已经失陷，并且从东固的秘密割据中得到启示，决定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3月14日，红4军攻占长汀，消灭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2000余人，击毙其旅长郭风鸣，打开了通往闽西的门户，给了闽西党和人民以巨大鼓舞。
在长汀，红4军部队改编为3个纵队，全军换上了新衣，并且接受著名医生傅连暲的建议，为全体指战员接种了牛痘。前委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在赣南、闽西20余县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公开苏维埃割据，作为前进的基础。
奉命留守井冈山的红5军等部，以1000余人的兵力同万余敌人进行了4天的英勇战斗，终因兵力过小，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地区于1月30日失守。红4军第32团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斗争，红5军主力突出重围，到赣南寻找红4军，途中在赤卫队配合下，先后攻占于都、安远、瑞金等地，缴枪数百支，4月1日，同由闽西到赣南的红4军在瑞金会合。
红4、红5军在瑞金收到中央2月7日关于红军领导人离开部队、部队分散游击的来信。红4军前委和彭德怀随即复信中央，认为目前敌人最嚣张、红军最困难的时期都已过去，而且有了一套发动群众的办法和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江西、福建有发展革命战争的良好基础和前景。前委还向中央提出了“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作为前进的目标。不久，前委又在于都召开了有地方中共组织、红5军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了这个战略计划。根据会议决定，红5军返回湘赣边区，红4军在赣南、闽西活动，地方党组织加紧工作，以推动这个战略割据计划的实现。红4军在赣南期间，同江西红军第2、第4团一起，分兵在瑞金、于都、赣州、兴国、宁都、吉安、永丰、乐安地区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建立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并且攻占兴国、宁都县城，建立了兴国、宁都、于都等县革命委员会。前委还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使赣西、赣南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红4军攻占长汀后，闽西中共组织领导连城、长汀等县农民起义。5月19日，红4军乘闽军到广东参加军阀战争之机第二次入闽，先后三次攻克龙岩，占领永定，共歼敌2000余人。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永定、龙岩、长汀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地方武装、赤卫队升编为红4军第4纵队，闽西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进入高潮。正是：“红旗跃过订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29年8月，闽粤赣三省敌军对闽西地区红4军发动第一次“会剿”。红4军以2个纵队出击闽中；2个纵队留在苏区内，配合赤卫队切断敌人交通，断绝敌人粮源，打得敌人寝食难安，使敌人陷入因境。不久，转移到外线的红4军2个纵队返回苏区，歼敌一部，迫使敌人仓皇退出苏区；接着，乘胜攻占号称“固若金汤”的“铜”上杭，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10月，红4军根据中央指示进军东江，一度攻克梅县城，随后返回闽西。在此之前，红4军于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由于领导者之间对建军原则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毛泽东被迫离开红4军主要领导岗位。8月在上杭召开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继续讨论上述问题，但仍无结果。10月，红4军前委收到党中央肯定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的“九月指示信”。红4军返回闽西后，根据中央九月来信，于12月下旬在龙岩县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红4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古田会议通过《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问题》、《党的组织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等13个文件，精辟地总结了红军诞生两年多的丰富建军经验，规定红军必须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标志着红军建军原则的基本形成。
1930年1月，敌军对闽西苏区发动第二次“会剿”，红4军全部转往江西，闽西地方武装坚持当地斗争。敌人“会剿”破产后，闽西武装合编为红军第9军(不久改称红12军)，随后又建立红军第20、第21军，以巩固、扩大苏区；并建立闽西红军学校，以培养基层军政干部。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任主席。此时，闽西苏区发展到纵横各150公里，人口近100万，建立了8个县委，6个县苏维埃政府；苏区内有党员1万余人，赤卫队员3万余人，少先队员5万余人；建立了工农银行和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得到全面发展。
在赣南地区，江西红军第2、第4团粉碎敌军“会剿”后，各地秘密割据逐渐变成公开的苏区，游击队发展到10多个纵队，党组织又领导吉安靖卫团趄义，编成江西红军独立第3、第5团。1930年1月，4个红军团和一部赤卫队合编为红军第6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共2000余人。2月上旬，中共红4军前委和红5、红6军军委及赣西、赣甫特委代表在吉安县陂头召开联席会议(“二七”会议)，确定丁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夺取江西全省的工作方针，并决定将红4军前委扩大为统一领导红4、红5、红6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革命斗争的前委，选举毛泽东为书记。随后，赣西、赣南、湘赣边界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并成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
2月下旬，敌军对赣西南地区发动新的“会剿”。红4军和红6军1个纵队以“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的办法，在水南、值夏地区将敌孤军冒进的1个旅大部歼灭，俘敌1600余人，缴枪3000余支。此后，红4军在赣江以东的赣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消灭反动地方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经过3个月的努力，赣南苏区发展到10多个县的地区，并且按照“抽多朴少，抽肥朴瘦”的原则分配了土地，不久，赣南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22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治委员；红22军调走后，又组成红35军，邓毅刚任军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
湘鄂赣边、湘赣边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红5军留在湘鄂赣边区的第2纵队，在湘鄂赣特委领导下，采取“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和“打圈”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红军和游击队都得到了发展。1929年4月，第2纵队扩编为湘鄂赣边境红军支队，黄公略任支队长。支队辖3个纵队，共600余人，枪600余支。6月至7月，敌人正规军5个团和7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发动三省“会剿”，边区群众“牺牲者达十数万，赤色割据区域房无完舍，十室九空”。但是，边区军民没有被敌人的屠杀吓倒，更加顽强地坚持斗争，渡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又在鄂东南地区建立了新的游击队，并且迅速发展到数百人。9月，红5军主力返回平江，同湘鄂赣红军支队会合，随后，以1个纵队坚持湘东北、赣西北地区的斗争，3个纵队发展湘赣苏区，1个纵队到鄂东南开辟新区。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先后作战数十次，攻克万载、修水、平江、沏阳、通山、阳新、大冶等县城，歼敌数千人，缴枪2000余支，基本建成湘鄂赣苏区。部队也有迅猛发展，仅此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第5纵队就发展到6000余人，并且组成湘鄂赣独立师，各县赤卫队也有了巨大发展。
井冈山根据地主要地区失守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抽调部分赤卫队，同红4军第32团和红5军1个大队合编为独立团，继续坚持边区斗争。1929年5月，红5军返回宁冈，同浊立团会合，基本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随后，部队游击于湘粤赣边区广大地区，取得多次战斗胜利，筹集了相当多的军用物资，为坚持长期斗争准备了条件。8月，红5军主力离开湘赣边区，边界特委率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于10月间攻占永新，从此，边界的政治中心由井冈山转到永新。1929年冬至1930年春，红5军3个纵队和红6军主力先后取得攻克安福、分宜、宜春、路口等战斗的胜利，歼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到1930年7月，包括湘赣边界和赣两的湘赣苏区，已有16个县苏维埃政府，地方武装编成红军第20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兼政治委员。红20军调走后，又组成了湘东独立师，继续坚持边区斗争。
湘鄂西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湘鄂边红4军攻占鹤峰后，收到中央发来的党的“六大”决议和井冈山红4军的建军经验，全军遂集中在堰坯、红土坪地区学习中央文件，总结一年斗争的经验教训，整顿部队思想和党的基层组织，建立政治机关，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1929年3月18日，红4军集中兵力击退桑植、鹤峰、五峰三县团防3000余人的进攻，击毙其总指挥王文轩，随即东出到石门北部，因未找到战机，遂转兵桑植北部，一边从事群众工作，一边向南发展，于6月间攻占桑植县城，基本建成了湘鄂边苏区。7月，湘鄂边苏区军民粉碎湘西军阀的两次进攻，歼敌2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部队发展到近4000人。同年9月，敌正规军对桑植发动进攻，红4军避敌锋芒，转到鄂西，将根据地扩大到五峰、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地区，并且加强了地方武装建设，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1930年2月，中共湘鄂西前委留一部兵力坚持湘鄂边苏区的斗争，率红4军主力沿湘鄂西省边界向东发展，于6月间攻占公安县城(今南平镇)。
1929年3月，在洪湖地区的鄂西游击队乘蒋桂战争爆发的机会，集中力量发动进攻，17天中连打21次胜仗，初步打开了斗争局面。随后，游击队根据特委“分散游击，集中指导7。的方针，分赴监利、石首游击，都得到了发展。6月下旬，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周逸群兼总队长；总队建立政治部，中队、大队设立党代表，中队建立党、团支部、士兵委员会和维护纪律的纠察队；总队成立教导队，用以培养部队的基层骨干。游击总队还在作战中形成了战斗讲评制度，每次战斗结束后，评论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和战斗员的战斗动作，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很好的作用。8月，敌军对洪湖地区发动“清剿”，鄂西游击总队利用敌军在水网地区运动不便，而自己熟悉地形和水性的特点，及时转移兵力，采取“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战术原则，同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经过3个月的奋战，于11月取得反“清剿”的彻底胜利。接着，又展开攻势作战，扩大苏区，到1930年春，使原来被敌人分割的几块苏区连成一片，部队扩编为红军第6军，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随后，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宣布成立，周逸群兼主席。苏区内建立监利、沔阳、潜江、江陵、石首、华容6个县苏维埃政府，赤卫队发展到近20万人，苏区外的游击区域发展到17个县境。同年夏，襄阳、枣阳、宜城地区建立红军第26师，巴东、兴山、秭归地区建立红军第49师，有力地配合了红4、红6军的斗争。
鄂豫皖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1929年春，鄂东北党组织利用军阀战争，领导红11军第31师积极活动，消灭民团数股，缴获各种枪170余支，根据地发展到纵横30至40公里的范围，部队发展到400余人，各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士兵委员会和群众工作宣传队。5月初，红11军军长兼第31师师长吴光浩，率部分干部到商城指导工作，不幸在罗田遭敌袭击牺牲。吴光浩，湖北黄陂人，曾参加北伐战争，任叶挺独立团的连长、营长；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鄂南农民起义和黄麻农民起义，是鄂东北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吴光浩牺牲后，部分干部到达商城南部，参加了商南农民起义，建立了红军第32师和豫东南苏区。
6月至10月，敌军对红军第31、第32师发动了三次“会剿”。两支红军都及时跳到外线，以赤卫队配合广大群众在内线袭扰、打击敌军。苏区内的抢声、锣声、群众的“叱喝”声此伏彼起，敌军一夕数惊，疲惫不堪，不得不狼狈地退走。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苏区内被“群起而攻，四面受敌”，“宿营无房，采买莫由，问路无人”，寸步难行。
在反“会剿”胜利的基础上，鄂东北、豫东南两苏区统一为鄂豫边苏区。皖西地区的中共组织在第32师的支援下，发动六安、霍山农民起义，建立红军第33师和皖西苏区。1930年4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郭述申任书记；第31、第32、第33师合编为红军第1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6月，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成立，甘元景任主席。至此，鄂豫皖苏区正式形成。
赣东北、闽北地区红军游击战争和苏区的发展 赣东北红军第2军第2师第14团于1929年4月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随后粉碎了敌军第四次围攻，以戈阳、横峰北部山区为中心的赣东北苏区初步建成。从7月起，江西红军第1团先后取得贵溪、横峰、周坊、团林、戈阳、秧坡等战斗的胜利，歼敌数百人，苏区也随之扩大。10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方志敏任主席。此后，第1团又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特别是攻占鸣山煤矿和景德镇两战，缴枪数百支，部队迅速扩大，遂于1930年7月改编为红军第10军，周建屏任军长，吴先民代理政治委员；苏区发展到约1万平方公里的范围，苏区内普遍分配了土地，群众的生产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与此同时，闽北崇安、浦城起义后组成的红军游击队，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同赣东北苏区和红军的斗争夹信江相呼应。1930年1月，闽北游击队编为红军闽北独立团，3月，该团发展到1200余人。同年7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赣东北、闽北两苏区统一由信江特委领导。
广西右江苏区的建立和红军游击战争的开展 1929年夏，中共中央应国民党进步将领李明瑞等的要求，派邓小平、张云逸等一批干部到达广西，开展革命工作。同年12月，李明瑞等反蒋失败，邓小平、张云逸率广西警备第4大队在百色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7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同时，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任主席。1930年2月，在邓小平指导下，李明瑞、俞作豫率警备第5大队在龙州起义，部队编成红军第8军，李明瑞任红7、红8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8军军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不久，红8军在敌军进攻下大部失败，一部转移到右江，加入红7军。红7军经过多次战斗，基本巩固了以东兰、凤山为中心区域的右江苏区。此外，中共组织还在广东创建红军第11军和东江小块苏区，在浙江创建红军第13军和浙南游击区，在江苏创建红军第14军和(南)通海(门)如(皋)泰(兴)苏区，在四川创建了川东游击军和川东游击区，在海南岛创建琼崖独立师和琼崖苏区。虽然这些红军和游击队有的失败了，有的遭到严重挫折，但都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的一年多时间里，红军有了迅猛发展，主力部队由7000人发展到10多个军、7万多人，苏维埃区域也同时扩大，基本上形成了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和湘鄂赣、湘赣、赣东北、右江等苏区。这个时期，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迅速发展，除了敌军主力被吸引于军阀混战战场这一原因之外，主要地还在于中央的战略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党组织和红军已经积累了建设军队、指导作战、发动群众和建设苏区的一整套经验，对于敌人的进攻有了措置裕如的办法。这样，红军游击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为而后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