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秋后的形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推行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带来严重的损失，引起广大干部和党员的不满和忧虑。也有少数地区的干部和红军，在实践中自觉和不自觉地抵制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而改取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中小城镇和乡村，使红军和革命力量仍然得到发展和壮大。1930年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930年冬，中央苏区(赣西南、闽西)和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政权建设已初具规枚，土地革命逐渐深入，根据地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地方武装、游击队、赤卫队蓬勃发展，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10万余人。在三年多艰苦频繁的战争实践中，红军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经过集中整编，歼敌能力不断增强，一个地区的红军，一次已能歼灭整团、整旅的敌人。这样，就为红军由游击战为主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0年10月，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获得胜利后，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铲共剿匪”为今后最主要的任务。接着，又在南昌召开策划湘鄂赣三省“剿共”的军事会议，准备对红军和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并把重点放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他们认为“此股一经扑灭，其余自易解决”。蒋介石则疯狂叫嚣，妥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除去心腹大患。
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起，蒋介石在湘鄂赣闽等省陆续调集10万大军，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自11月上旬起即开始向红军进攻，在袁水流域扑空以后，又从吉安、泰和和赣江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一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消灭在赣南苏区。
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左右，由总司令朱德、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从10月下旬起，中央苏区党内和红军内部，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战胜敌人的问题发生了分歧。有一种意见主张仍按中央和军委8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计划。毛泽东则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十分巩固和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对于敌人大规模的“围剿”，应先实行退却，引诱敌人进入苏区，红军依托苏区熟悉的地形，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等有利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态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敌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新喻县境的罗坊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主张。11月初，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命令分布在袁水流域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的红军立即收拢，东渡赣江，向赣南苏区北部边境转移，使敌人在袁水流域与我主力决战的计划破灭。此后，红军又向苏区中部转移，先后集结在黄肢、小布、洛口、平田、砍柴冈、麻田等地，隐蔽待机，抓紧临战训练，准备反攻。总前委在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贴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巨幅对联，生动地反映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指导思想。
12月中旬，各路敌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进攻。下旬，张辉瓒的第18师进到东固；谭道源的第50师进到源头。这两个师都是齐装满员，是这次“围剿”军的主力。如果红军能消灭它，就把放军“八百里连营”从中间拦腰截去一段，敌军失去中坚指挥，必阵脚大乱，自顾逃命，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可能被打破。因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准备首先歼灭张辉瓒师或谭道源师。24日，红军得知源头谭师四出拉夫，准备向小布前进，总前委当即命令首先歼灭最接近红军集中地的谭道源师。25日和27日，红军主力两次在小布附近设伏，准备歼敌于运动中，但因走漏消息，源头谭师刚一出来就缩了回去，红军未能达到歼敌目的。28日，红军总部获悉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一个旅留驻东固)向龙冈前进，该部孤军深入，立足未稳，红军决定首先歼灭深入龙冈的张辉瓒部。
12月30日晨，龙冈地区群峰雾消，枫叶霜红，旭日东升，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出发向东前进，不久，即遭到早在此等候的红3军的迎头痛击，拉开了龙冈战斗的序幕。敌人依仗其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势，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展开部队，疯狂向红军反扑。红3军顽强抗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下午3时，红军大部队及时赶到，隔绝了敌师部与东固之敌的联系，切断了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敌第18师主力已成瓮中之鳖。这时，天气骤变，顷刻间浓雾漫天，咫尺之间，人物难辨。红军乘势发起总攻，利用熟悉的地形，勇猛穿插，敌人则如入迷津，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四处乱窜，战斗在黄昏前结束。
龙冈战斗，红军共歼灭敌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近1万人，缴获武器9000余件，活捉敌弟18师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琐，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中写的：“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幛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就是龙冈战斗的真实写照。
龙冈战斗后，深入苏区的其他敌人纷纷撤退，红军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地区再歼敌谭道源师一个多旅，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被打破后，红军乘胜转入进攻，经两个多月的作战和工作，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争取了数十万群众，摧毁了一批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苏区，筹措了作战经费和给养，准备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场。
中央苏区红军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惨败以后，仍不死心，于2月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何应钦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与红军决一死战，并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流通，企图困死、饿死苏区军民。至3月下旬，敌兵力集结完毕。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苏区军民欢欣鼓舞，大家摩拳擦掌，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政治动员令，颁发了宣传提纲、口号。部队召开司政后各种会议，总结战时政治、军事、给养工作经验，研讨作战指挥、临战训练、政治鼓动、后勤保障存在的问题；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广泛进行动员，讨论支援战争的意义，提高胜利信心，实行坚壁清野，加强群众参战的组织工作；地方武装交流了封锁消息、袭扰敌人的经验，决心更好地配合主力红军，积极消灭侵入苏区的敌人。整个中央苏区万众一心，一切为了前线，为了战争的胜利而紧张地工作着。
在此期间，党中央派项夹到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担任中央同代理书记(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曾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4月，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处理因错误地进行反“AB团”斗争而引发的“富田事变”，并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是“反革命行动”，致使红20军许多干部被冤杀。同时，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毛泽东接任。由于中央代表团的干预，使苏区中央局工作遇到困难，特别是在确定第二次反“围剿”方针问题上，遇到很大阻力，爆发了一场新的争论。当时，经过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已不足4万人，而对蒋介石20万大军的进攻，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能否取得胜利，有人犹豫、动摇，表示信心不足；有人主张红军分散到苏区境外去打游击，以便把敌人引出根据地；也有人主张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到云贵川建立新苏区，并以共产国际一位领导人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毛泽东主张继续采取“该敌深入”的方针，实行内线作战。他分析敌我情况和现状后指出：敌兵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它们各属其主，想保存实力，而且指挥不统一；许多部队由北方初到江西，地形生疏；苏区军民实行坚壁清野，敌给养难以解决。至于我们，虽然兵力较少，装备落后，但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红军好，上下团结，求战情绪高；第二，群众好，得到土地革命利益而又遭敌人严重摧残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对敌人极端仇恨；第三，地势好，红军可以占领优越而又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经过反复讨论，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年线消灭敌人。
1931年4月1日，敌军分四路发动进攻。第19路军由兴国向宁都；第5路军由泰和、吉安向东固、沙溪；第26路军由乐安、宜黄向洛口；第6路军由南丰向广昌。按照“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他们每日前进三里五里，十里八里，每占一地，即构筑工事进行“驻剿”。至4月下旬，已进至江肖洞、富田、水南、严坊、招携、横石、广昌一线。
敌人采取的“双稳”战术，给红军从哪里开始反攻带来了新的困感，有的主张先打南面强敌第19路军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先打东面朱绍良的第6路军。毛泽东主张先打西面王金钰的第5路军，因王部刚从北方开来，地形不熟，战斗力不强，有把握取胜：打了工金钰，可就势向东横扫，便于打下一个战斗，有利于整个战役的发展。毛泽东提出的初战必胜、照顾全战役、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三原则，符合战争发展的需要，大家心悦诚服，一致赞同。
红一方面军主力根据预定方针，立即秘密退却到东固及其以东地区，等待王金钰部脱离富田巩固阵地，便于歼敌于运动中。在东固山区，红军迫敌而居20余日，敌始终不出，时间一长，一些人主张另选目标，要求快打；一些人议论纷纷，认为这种打法是“钻牛角”。毛泽东、朱德坚持预定计划，不受干扰。5月16日，敌王金钰所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向东固方向攻击前进。红军以一部兵力阻击其他敌军，以主力分三路向该敌出击，经一天激战，歼敌第28师大部和澡47师一部，缴枪5000余支，火炮30余门。5月19日，红军主力追击向水南方向逃跑之敌，在白沙歼敌第47、第43师各一部。22日，攻击前来增援的第26路军，在中村歼其近1个旅。中村战斗后，在战场上红军已占据主动地位。为迅速追歼敌人，组成以毛泽东力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27日，红军攻克广昌，歼敌第6路军第5师一部。31日，突袭建宁，歼敌第56师3个团。从5月16日至31日半个月时间，红一方面军横扫700余里，连打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歼敌3万分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渔家做·反第二次大“围剿”》词中写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的雄伟气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反攻，占领了闽西、闽西北、赣东、赣南广大地区，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筹粮，并组建了第4、第5独立师，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中央苏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十分恼怒，迅速调集兵力，准备对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
1931年6月，蒋介石新败不到一个月，即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达南昌，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抽调其嫡系部队10万人担任“围剿”军主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务求一举将中央革命根据地荡平，“永绝后患”。7月1日，敌各路进击军、各军团开始行动。当时，红军仍是3万余人，分散在闽西北、闽西和赣南等地做群众工作和筹款。根据敌情，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于是以少数兵力在地方武装、赤卫军配合下，迟滞敌人前进；红军主力由工作地域出发，冒着盛夏酷暑，忍饥挨饿，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准备待机反攻；命令从广西右江苏区来的红7军东渡赣江，参加反“围剿”作战。
在此期间，担任迟滞敌军前进的一部分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赤卫队，不断阻击与袭扰敌人，苏区人民则实行坚壁清野，使进入苏区的敌军饥疲交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的集中。
敌军进入中央苏区后，狼奔豕突20余日，一直找不到红军主力。7月底，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已在兴国地区，立即命令其主力部队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南进击，企图将红军消灭在赣江边。在大军压境之时，红一方面军决心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红军主力由兴国突破一点，然后由西向东打出去，使深入赣南苏区敌主力置于无用武之地。8月初，各路敌军纷纷向红军集结地围了上来，红军只有一个圩场及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红一方面军总部当机立断，利用敌人认为红军将西渡赣江的错误判断，以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将敌第1、第2路进击军和第4军团向万安方向的赣江边上牵引；将敌第1军团牵制在崇贤、东固地区；集中主力实行中间突彼，求歼向莲塘急进的敌军中较弱的第3路进击军。8月5日，红军主力乘夜暗从崇贤、兴国两地敌重兵之间20公里间隙中秘密东进，于8月7日首战莲塘，歼敌第3路进击军两个旅：接着在良村又歼其一个师大部；8月11日，在黄陂歼敌第3军团4个团。其中有1个骑兵连，马匹都备好了鞍，但没来得及逃脱，就全部当了俘虏。红军三战三捷。
莲塘、良村战斗后，蒋介石、何应钦发觉红军主力东去，立即转兵向东，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这时是红军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稍有疏忽，就有被敌围歼的可能。朱德、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最怕红军北出临川(抚州)、迸击南昌的恐惧心理，命令红12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临川、南昌方向牵引，红军大胆地采用敌我对进的战术，主力2万余人从敌重兵之间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返回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待机。蒋介石又被红12军的佯动所迷惑，立即命令第10师回防临川；第1、第2路进击军追击红12军。红12军在罗炳辉率领下，将计就计，伪装成方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北行进，利用自己轻装灵便和敌人装备笨重不灵的弱点，翻山越岭，专挑难行的路走，与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紧紧拖住敌人。蒋介石以为抓住了红军主力，紧跟不放，就这样将敌人拖了半个月，用敌人自己的话未说：国军进入苏区，像个瞎子、聋子，找不到饭吃和水喝，整日东奔西颠，困苦不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当敌人发现自己上当时，已是疲困已极，士气低落，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正在此时，两广军阀乘机进兵衡阳，威胁蒋介石的统治，蒋只好下令退却。红军乘敌退却之机进行追击，除高兴圩一仗与第19路军打成对峙外，9月7日，在老营盘歼敌第4军团1个旅。15日，在方石岭歼敌第1、第4军团1个多师，第52师师长韩德勤也当了俘虏，后化装成伙夫得以逃脱。在方石岭战斗中，红3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被敌机击中光荣牺牲。黄公略，湖南湘乡人，曾参加过北伐战争，是平江起义领导人之一。红5军主力开赴井冈山，他留在湘鄂赣边坚持斗争。1930年担任红3军军长，参加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作战，牺牲时年仅33岁。
此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以3万余人同大于自己10倍的敌人作战，歼敌3万，实属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转入进攻，占领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使赣南和闽西联成一片，中央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毛泽东对这块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根据地充满着无限深情，写下了“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著名词句。
在红军反“围剿”不断取得胜利和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推动下，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分人，由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赵博生任参谋长，下辖3个军：第13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邝朱权；第14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第15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宁都起义，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
湘赣、湘鄂赣和赣东北苏区红军反“围剿” 蒋介石在“围剿”中央苏区的同时，派兵“围剿”邻近的湘赣、湘鄂赣和赣东北苏区。湘赣苏区红军独立师等部自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在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在严塘、酃县、将军山、廖塘桥、永阳等地，共歼灭敌人2个团。1931年11月，敌人集中10个师对湘赣苏区进行“围剿”，并进占永新、莲花、永阳等地，向苏区腹地推进。湘赣红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袭扰围困驻守永新、莲花的敌人，迫使敌人撤退，苏区失地全部恢复。红军发展为2个独立师，并扩编为红8军，代军长李天柱，政治委员王震。
湘鄂赣苏区红16军于1930年12月，利用敌人合击空隙西移，在通城歼守敌1个团。1931年3月至5月，红16军趁国民党军调防之际，先后歼敌2个连，击溃其1个团，接着，与独立第3师协同作战，在鄂东南歼灭敌人2个团。此后，红16军和独立第3师密切配合，打击入侵之敌，坚持了湘鄂赣苏区，红军也得到了发展。
赣东北苏区红10军于1930年12月先后在珠山桥、上饶、河口等地歼敌2个团，击溃1个团。1931年3月至5月，红10军在贵溪、余江边境歼敌一部后进入闽北作战，接着回师苏区，收复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葛源，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苏区。7月，红军执行王明错误的军事战略，虽艰苦奋战，仍未能打破敌人“围剿”，被迫退至葛源地区进行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