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川陕苏区红军反“围剿”、反围攻斗争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春，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备阶级政治态度变化而造成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危机，因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得以克服。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与日本签订屈辱性的《淤沪停战协定》，向美国借款1200万美元充作军费，调动大批军队，准备对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不久，又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的战略部署：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

　　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于武汉，下辖左、中、右三路军，防左路军“围剿”湘鄂西苏区外，中、右两路军总兵力24个师6个旅30余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鄂豫皖苏区，另有4个航空队支援地面作战。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其计划是，第一步攻占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驱逐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苏区，并将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长江边上歼灭之。

　　红四方面军经过四次进攻战役，士气高昂，械弹充足。由于根据地的扩大，红军作战有了更为众多的群众支援和广阔的回旋区域。因此，敌人这次“围剿”虽然来势凶猛，但如果我战略方针正确，指挥得当，红军是有可能打破敌人“围剿”的。但是，张国焘等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已彼胜利冲昏了头脑。还在黄安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张国焘竞认为红军有这样的力量，就是来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商潢战役胜利后，鄂豫皖省委在决议中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只能担任偏师的任务，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准备和帝国主义者直接作战。1932年6月，敌人准备大规模“围剿”的密锣紧鼓己喧嚣入云，但以张国焘为首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却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对于临时中央提出的采取积极进攻战略，造成包围武汉形势的军事计划，不仅全盘接受，而且颇有发挥。张国焘竞认为目前已不是冲破“围剿”，而是根本消灭“围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这一“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要红军向京汉路出击，并于7月初开始围攻屏障武汉的麻城，以实现其打下武汉过中秋的冒险计划。

　　正当红军主力围攻麻城之际，敌各路纵队开始向苏区进犯。7月底，敌已迫近根据地中心区域，形势十分严峻，但张国焘仍置之不理，命令方面军主力再次围攻麻城。蒋介石见各军进展顺利，遂改变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8月7日下令总攻，要各路纵队以疾速秘密的手段深入我根据地中心，攻占红安、七里坪，寻歼红军主力。在此严重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撤围麻城，但又轻率地作出迎击敌军主力，一举粉碎“围剿”的决定，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8月中旬，方面军主力在冯寿二、冯秀驿和七里坪地区两次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战斗十分激烈，红军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作风，重创蒋介石嫡系部队2个师，杀伤敌官兵5000命名。但这两次战斗都未能使整个战局发生有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相反，红军打的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使自己遭到重大伤亡，处境更加被动。敌战后调整部署，张国焘又错误地认为国民党军主力业已溃退，全国红军应趁此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命令方面军迎击敌军主力，保卫新集。敌军乘红军在浒湾地区与陈继承纵队苦战之际，张钫纵队和卫立煌纵队从南北两面迂回红军侧后，与陈纵队构成三面合围之势。张国焘见形势险恶，即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及中央分局、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撤出新集地区向皖西苏区转移。新集、商城随即陷落。敌见红军主力向东转移，立即派大军前堵后追。张国焘惊慌失措，认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可打一仗，没有打第二仗的力气。红军东进受阻，遂重返红安地区。国民党军随之迅速围了上来。红军在红安以西的河口、东西冯秀驿地区与敌激战，击溃敌人一部，毙伤敌3000个人，缴获武器甚多。战斗中，红25军军长蔡申熙，红11师政委甘济时牺牲。蔡申熙，湖南省醴陵人。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在中央军委工作。1928年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15军、红25军军长等职。牺牲时年仅26岁。

　　10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皈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认为红军主力再在苏区战斗是无望的，只有离开苏区才是出路。会议决定，留少数兵力坚持苏区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伺机打回根据地。会后，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万余人，越过京汉路向西转移。方面军主力又在湖北枣阳西南的新集和土桥铺进行两次有关全军安危的重大战斗，意在争取主动，但由于部队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仓卒反击，虽然给数倍于红军的尾追和堵击之敌以重创，但未能改变被动局面，不得不向西北鄂豫陕边转移。

　　红25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继续以10多个师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清剿”，并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妄图把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力量彻底消灭。中共鄂豫皖省委为扭转危局，将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重新组成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1933年1月，皖西北地区又组建红28军，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兼)。不久，红28军合并于红25军。两军合编后，连续在郭家河、潘家河、杨四寨等战斗中取得胜利。战斗中，红25军政委王平章不幸牺牲。

　　王平章，湖北省汉川人，领导过农民运动和鄂中区秋收起义，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中央分局委员、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红25军和红28军政治委员等职，牺牲时年32岁。5月，红25军执行临时中央夺取敌占城镇的指令，围攻敌重兵防守的七里坪，连攻月余未克，减员逾半，被迫撤出战斗。

　　1933年7月中旬，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红25军在省委单纯防御战略思想指导下，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并提出要保卫苏区中心区，与土地共存亡等口号，激战月余，未能打退敌人，被迫向皖西北地区转移。敌人向皖西北苏区中心区合击，红25军遭受严重损失，被迫向鄂东北转移，途中又遭敌人袭击，主力到达鄂东北地区，一部返回皖西北。这两部分红军接受前一阶段作战失利的教训，改变战略，以时聚时分，外线游击等方式，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取得不少胜利，使部队又得到恢复和发展。皖西北地区又组成红28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红28军组成后，连续取得石门口、葛藤山等战斗的胜利，歼敌1个多团，俘敌旅长以下1000余人。

　　1934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旨意下，张学良所部9个师陆续抵达鄂豫皖地区，准备发起新的进攻。为集中兵力进行反“围剿”斗争，红25军和红28军重新合编为红25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7月，敌人开始进攻，企图将鄂豫皖红军完全扑灭。红25军转入外线作战，在英山、大湖边境建立游击根据地。11月上旬，红25军在光山县斛山寨击溃尾追之敌10个团，毙伤俘敌4000余人。11月中旬，红25军主力奉命实行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在丧失从外线打回鄂豫皖苏区的条件后，被迫寻求新的立足点。部队且战且走，经鄂西北、豫西南，翻越秦岭，北入关中。在此期间，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底，红军再次翻越秦岭，此时已届严冬，部队仍着单衣、穿草鞋，白天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夜晚宿营于悬崖老林之下，饥寒交困，十分艰苦。12月上旬，红军抵达秦岭南麓的小河口。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无目的地向西北转移日益不满，以曾中生为代表的高级干部直接向张国焘提出当前行动方针的意见。张国焘为缓和矛盾，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随后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第73师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但张国焘对此事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抵汉水以南地区，摆脱敌人追击堵截，正在这时，前委得悉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兵力极为空虚，遂决定向四川发展，创建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四川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回旋余地广阔。全省分别被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所割据，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呈半独立状态，内部则勾心斗角，连年混战。川北为田颂尧第29军的防区，自1932年10月起，田部主力协助刘湘在成都地区与刘文辉部作战，川北几成不设防的地区。红军进军川北，主要障碍是横在面前的“巴山天险”。大巴山脉雄峙于川陕之间，气势磅礴，横断两省通道。红军为迅速进抵川北，选择了一条路隘山险、人迹罕至的捷径。部队于12月19日开始翻越大巴山，指成员们冒着严寒风雪，互相鼓励、帮助和爱护。优秀的红军战士陈松庭，宁可自已挨饿忍饥，把干粮让给年幼的战士，晚上睡在草棚门口，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遮风御寒，当战士们醒来时，发现他己光荣地献出了生命。

　　全军越过大巴山以后，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着手创建以通江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地区长期受着极为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加上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奇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田颂尧为了维护称霸川北的地位，对人民敲骨吸髓，仅用赋一项，当时已经预征到55年后的1987年了。红军一到川北，立刻着手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33年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城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接着，又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选举熊国炳为主席。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红军粉碎敌人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和川陕边根据地的创建，震动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连电四川军阀，要他们停战言和，共同对付红军，并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促其乘红军立足未稳，迅速组织围攻。田颂尧调集近6万兵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以其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按照蒋介石“着重左翼”，防止红军西进的方针进行围攻部署。盘据在营山、渠县地区杨森的第20军和在达县、万源地区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准备相机出动，配合作战。

　　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和川北地区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首先以少数兵力控制敌人必经的山险要隘，构筑阵地，节节抗击，大量消耗敌人兵力，逐步向心收缩，待敌进入根据地内有利红军作战时，红军即适时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敌，粉碎围攻。

　　1933年2月中旬，田颂尧3个纵队向巴河左岸发起全线攻击，红军凭险固守，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后，逐步抗击，逐渐后撤收紧阵地。至3月18日，敌虽取得巴中、南江二城，但付出了8000人伤亡的重大代价，士气顿挫，攻势锐减，不得不停止进攻，进行休整补充。

　　4月下旬，敌又发动猛烈进攻，红军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通江城。田颂尧却认为红军已溃不成军，胜利指日可待，于是再次开展全线进攻。这时，红军虽已退守到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但战线缩短，主力全部集中，反攻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方面军总部下令从5月15日晚开始反攻，取得竹峪关、空山坝等战斗的胜利，敌全线崩溃，红军乘胜发起追击，穷追猛打，相继收复南江、通江、巴中三城，残敌望风而逃。历时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作战，红军以毙伤俘敌2.4万分人，缴枪8000余支(挺)，迫击炮50余门，恢复全部根据地的胜利而告终。

　　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4个师扩编为4个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下设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兼西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任副总指挥。第4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第9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第30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第31军军长王树声(兼)，政治委员张广才。各军直辖有医院、修械所，担架营、特务营和迫击炮连。

　　部队经过调整扩编，新战士大量增加，许多老战士被提升为干部，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有针对性地掀起了练兵热潮。为了提高各级干部的军事素质，印发了方面军领导干部所写的《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教材供大家学习研究，尤以《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更为重要。它总结了红四方面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反“围剿”应采取的年线作战，各个击破，抄袭迂回，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围点打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击敌要点等10种战法。它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军事文献。《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是曾中生身陷囹圄中吉笔疾书写成的。曾中生是位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高级将领，他对党忠诚，坚持原则，在鸡鸣河和小河口会议上两次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因而饱经迫害和扫击，三次反围攻后，张国焘以“托陈取消派”的罪名关押了曾中生。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

　　1933年8月中旬起，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际，集中主力，连续举行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仪南战役打的是田颂尧残部，历时半月，歼敌3000人，解放仪陇县全境，夺取了南部县境的盐井。营渠战役打的是军阀杨森部。战役自9月22日开始至10月6日结束，红军共毙俘敌3000余人，缴枪2500余支，解放了营山县城。宣达战役的目标是老牌军阀刘存厚，这位吴佩孚的“崇威上将军”，贪婪昏庸，老朽顽固。他趁红军反三路围攻的困难时刻，派兵配合田颂尧抢占竹峪关，欲置红军于死地。当红军向刘存厚老巢达县发起进攻时，刘还在府中饮酒扶乱，求神保佑，听到枪声才大梦初醒，仓皇出逃。是役，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城，刘经营多年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设备均被我缴获。宣达战役后，川陕苏区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33军，原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军政治委员。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后，川陕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共8万人，形成了川陕根据地空前昌盛的时期。

　　红军粉碎敌人六路围攻1933年9月，刘湘打败刘文辉，结束了四川军阀的混战，开始形成以刘湘为首的表面统一。10月，刘湘在成都正式就任蒋介石授予的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以其所属第21军为主力，收集大小军阀部队，组成六路围攻军，第21军编为第5路。敌人采取分进合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在西北起广元、东迄城口的千余里弧形线上，集中100多个团、20万兵力。预定以3个月时间，分三期，将红四方面军围歼于川陕边境。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敌围攻兵力强大，为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决定仍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收紧阵地过程中大量消耗、疲惫敌人，创造反攻破敌的条件。在兵力部署上，把主力放在东面，对付敌主攻方向的第5、第6路，由徐向前亲自指挥。西线配置10余个团，分别钳制第1、2、3、4路敌人，由王树声统一指挥。

　　12月上旬，敌在东西线同时发起进攻。红军的防御战线，东西长达千里，作战十分艰难，但指战员以英勇顽强的气概和猛烈突然的近距离火力，歼灭进攻之敌；又针对敌人害怕夜战的特点，出其不意，深夜出击，捣毁敌旅、团指挥机关，使敌日夜处于惊恐状态。在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之后，利用川北山地的有利地形，节节收缩阵地，开展机动灵活的运动防御战。敌人连续发动三期总攻，至1934年4月底，付出3.5万多人的代价，占领了红军主动撤出的根据地大部分城镇。

　　敌三期总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围攻旷日持久，军阀之间矛盾又起。刘湘为缓和其内部矛盾并部署新的总攻，一面调整部署，增加兵力，对小军阀进行安抚，一面准备第四期总攻。鉴于前三期总攻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这次刘湘求助于神灵，请出一位江湖术士，号称刘“神仙”的人，授以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代刘湘统领各路军阀，实行以神治军。刘神仙还举行了登台拜印仪式，刘湘率各路总指挥顶礼膜拜，析求神灵保佑刘神仙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红四方面军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决定从西线开始反击。6月，红军为创造战机，迷惑敌人，主动撤出通江城，并以一部兵力攻占城口。敌误认为红军将由城口向万县方向出击，忙将第5路主力由通江地区东移万源附近，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此时，敌已发起以东线为重点的第四期总攻，刘神仙到达前方指挥，适遇红军从通江主动撤退，于是大肆吹嘘其“占卜有灵”，扬言36天内必将“赤匪”消灭。

　　7月中旬，敌以万源为主要目标发动全线攻击，企图夺取万源，截断川陕交通，一举将红军主力消灭在通江以东地区。刘湘在阵前发布奖惩条例：夺取万源及附近主阵地者赏3万银元；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师旅长在所属三分之二兵力投入战斗而不亲临前线指挥者处死。在重赏之下，第5路总指挥唐式遵亲临前线，连日以人海战术，组织波浪式的密集冲锋。土匪部队王三春部，手持短枪，光着膀子，大喊大叫，真有一股要钱不要命的劲头。在疯狂的敌人面前，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红军指战员，发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大无畏精神，勇猛顽强，坚守阵地，运用近战、夜袭、阵前反击等传统打法，大量歼灭敌人。从7月下旬至8月上旬，敌人在万源地区发动多次大规模进攻，死伤万余人，不仅未夺取万源，而已因部队损失惨重，士气沮丧，病员急增，逃亡不断，刘湘的重点进攻，成为强弩之末。

　　万源的决战防御，为红军反攻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方面军决定乘机开始总反攻。8月10日，红军首先在东线突破中段敌阵地，接着向纵深发展，造成对敌分刽的有利态势，但由于张国焘指挥失当，失掉了在东线大量歼敌的有利时机。8月下旬，红军主力转向西线，在通江城南渡过通江河，突破敌第3、第4两路结合部的坚固防御阵地，为西线反攻打开了通路。敌防御体系被打乱，纷纷夺路溃逃。总指挥徐向前亲率一个军实施大纵深迂回，包围歼灭敌人两个多旅。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其他各部亦乘胜追歼逃敌，被敌侵占的根据地相继收复。

　　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军付出2万余人的伤亡，取得辉煌的战绩，先后毙伤俘敌8万余人，缴枪3万分支，炮100余门，击落敌机一架。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严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暴虐统治。蒋介石对这次失败深感震惊和恼怒，严电指责刘湘指挥无能。刘湘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在成都去重庆途中，还演出了一幕假投江的闹剧。

　　1935年1月，蒋介石又积极准备发动川陕“会剿”，中央军直接开进四川，并令胡宗南第1师接防广元、昭化，扼止红军向陕南发展。红四方面军先发制人，发起广昭战役，歼敌一部；2月初北出陕南，发起陕南战役，在10多天内，先后攻占宁羌、沔县和阳平关重镇，歼敌4个多团。敌为确保汉中，纷纷向陕甘南部移动。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为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