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红军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中央红军六次进攻战役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夺取赣州、吉安等赣江流域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就成为中央红军的主要任务。苏区中央局经过研究，认为赣州守敌不多，较易得手，因此决定首先围攻赣州。1932年2月3日，红军向赣州发起进攻，苦战一月，四次用爆破进行强攻，仍未能攻克，后敌援兵秘密入城，红军又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出战斗。

　　赣州战役以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分兵两路，由彭德怀率红3军团(称西路军)向赣江西岸出击；毛泽东率红1、5军团(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4月中旬，红1军团和红5军团攻占龙岩和漳州，歼敌第49师大部，缴获飞机2架，筹款百万银元。

　　粤军陈济棠部乘红军主力出征之机侵入赣南苏区。为解决入赣粤敌，红军东西两路军会合，并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发起水口战役，经池江、梅岭失、大庚、水口等战斗，击溃粤军15个团，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

　　8月8日，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主席，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参加的军事最高会议，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苏区中央局留在瑞金，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8月16日至22日，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攻克乐安、宜黄等县城，歼守敌第27师大部，俘敌5000余人，抚州、南昌之敌受到震动。

　　乐宜战役以后，红一方面军分布在南丰、乐安等地做群众工作，为反“围剿”准备战场。这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积极进攻战略大相径庭，从而促成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的召开。在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后方中央局成员对以“消极怠工”的态度来对待“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毛泽东开展了激烈的批评与斗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接任。

　　自1932年10月中旬至1933年1月，红一方面军发起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和金资战役，歼敌2个旅，击溃敌人3个师，相继占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金溪、资溪广大地区，扩大了根据地，建立了闽赣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在金资战役中，红5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赵博生，河北省黄骅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与董振堂一起率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人发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5军团，赵任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先后参加赣州、漳州、水口、乐(安)宜(黄)等战役，在金资战役中，赵搏生亲临前线，肉搏冲锋，被弹片击中右额而牺牲。

　　红一方面军的六次进攻战役，是在蒋介石准备和忙于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情况下进行的。除赣州战役未达目的，红军遭受较大损失外，其余几次战役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基本上达到了战役目的，配合了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但在战略指导上，临时中央一心想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因而使红军丧失了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中央苏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12月，敌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30多个师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担任“主剿”任务，以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分率第19路军、驻闽部队和广东军队负责就地“清剿”，配合中路军行动；另有4个多师担任守备；并以两个航空队支援陆军作战。1933年1月，敌中路军组成3个纵队，由罗卓英指挥的3个师为第1纵队，吴奇伟指挥的4个师为第2纵队，赵观涛指挥的4个师为第3纵队，准备在宜黄、抚州、金溪等地集中后向红军进攻，另有1个师为预备队。蒋介石亲临南昌坐镇指挥，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接着又进行六次进攻战役，根据地更加巩固和扩大，红一方面军辖3个军团、4个军，总兵力约7万人，应该说条件是不错的。但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形势并不乐观。1932年，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失去了“三足鼎立”、互相支援的战略格局，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立足，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加紧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红军连续作战，反“围剿”准备不足；具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的毛泽东已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这些因素，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

　　在敌人即将发动大规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临时中央决定采取进攻战略来破坏敌人的“围剿”部署，要求红一方面军首先攻取南城和南丰。当时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对这一决策力持异议，并且向中央力陈红军在大战前攻击坚城的弊端，请求改以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不顾敌强我弱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拒绝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并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名义通过决议，强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周恩来在自己正确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以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同朱德一起，对围攻南丰作了灵活机动的部署：按命令准备强攻南丰，攻坚不利时则撤围打援；打援不成时转至宜黄、乐安地区，在山地运动战中消灭敌人。2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对南丰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未能突破敌防御主阵地。

　　蒋介石获悉红军围攻南丰以后，认为这是消灭红军的天赐良机，立即命令南丰守军第8师固守待援，命令驻南城第24师派兵驰援，同时命令中路军各纵队加速向南丰、黎川、宜黄地区推进，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周恩来、朱德识破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立即向中央建议撤围南丰，实行战略退却，将红军主力秘密撤至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并派出红11军伪装主力，由新丰街以南东渡抚河，吸引敌主力向黎川方向前进。

　　敌中路军第1纵队接到向南丰地区推进的命令以后，罗卓英立即令在乐安的弟52、第59师东进，令第11师由宜黄南下，在黄陂、河口地区会合后向红军进攻，并堵截红军归路。红一方面军获悉敌第1纵队部署以后，即将红军主力分为两部，以第1、第3军团，第21军为左翼队，埋伏于敌第52师必经的大龙坪、蛟湖地区，围歼该师，以第5军团，第22军为右翼队，迅速进至霍源、西源地区歼击敌第59帅。2月27日，敌第52、59师分南北两路向东行进，当其到达红军预设战场时，红军突然向敌发起进攻，经两天激战，将敌大部歼灭，俘敌第52师师长李明(重伤毙命)和第59师师长陈时骥。战后红军迅速撤离战场，秘密转移至洛口、南团地区休整。

　　陈诚吸取黄陂战斗失败的教训，将作战方针由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并调整部署，将3个纵队改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替掩护，向广昌方向进攻，寻歼红军主力于广昌地区。

　　红一方面军首长鉴于敌上述部署，为分散敌人，创造战机，一面令红11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摆出与敌决战的架势，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南进；一面命令红军主力秘密北移，准备歼击敌后纵队。陈诚被红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要保卫广昌，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1个师配属前纵队指挥，准备在广昌地区与红军决战。3月20日，敌前纵队已进至甘竹、罗坊、洽村一线，与在东陂、徐庄地区的后纵队相距己达百里，而后纵队的兵力又明显减弱，出现了红军歼灭敌人后纵队的极好战机。红一方面军总部决心首先歼灭后纵队第11师于草台岗、徐庄地区。决心定下以后，即将红军分成两部，以草台岗、徐庄为目标，红5军团、红12军主力由东向西进攻，以一部兵力牵制东陂之敌第9师；红1军团、红3军团、红21军主力山西向东进攻，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11师与第9师的联系；第22军为预备队。21日，红军发起进攻，经一天激战，敌第11师大部被歼，师长肖乾被击伤。

　　黄陂、草台岗两仗，红军歼敌近3个师，缴枪万余支(挺)，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实行诱敌深入方针的结果，也是周恩来、朱德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善战取得的。

　　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对湘鄂赣、湘赣、闽浙赣苏区也发动了进攻，这些苏区以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袭击、消灭敌人，主力转至外线，求歼小股敌人，配合中央苏区进行反“围剿”作战。随着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侵入邻近苏区的敌人也先后撤走。

　　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夏，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支持下，调集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充分的准备：向国外大量借款充作军费；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创办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手册；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商付“围剿”对策，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策划指挥。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革军委从前方移至瑞金，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兼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在前方组织指挥作战。

　　1933年6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拟汀了一个庞大的作战计划，要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后称东方军)入闽作战，消灭第19路军和驻闽的国民党军；另一部分(后称中央军)在赣江和抚河之间地区活动，打击敌人修筑堡垒封锁线的部队，然后两军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江西省的首先胜利。7月初，红一方面军按照上述计划，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在归化、朋口、青州等地歼灭第19路军和新2师各一部，红军也遭受相当损失，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赣江东岸活动的以红1军团为主的中央军，除在乌江地区歼敌3个团外，未能阻止敌人修筑堡垒封锁线的行动。红军分离作战的结果，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不但没有力量去会攻抚州和南昌，反而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还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给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造成了很大困难。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由顾祝同任总司令组成北路军，指挥第1、2、3路军，计34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其中又以陈诚指挥的第3路军为“围剿”主力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广东军队11个师为南路军。此外，由蔡廷楷指挥的第19路军和福建驻军共10余个师扼守苏区东部边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有15个师分布在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策应主战场作战；以5个空军队配置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协助地面部队作战。

　　当时，中央苏区是巩固的，正规红军已发展到8万余人，随着反“围剿”作战的发展，又增建了第7、第8、第9军团。第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肖劲光；第8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第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鼓舞下，苏区军民参战支前热情很高，红军如果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指挥得当，是有可能粉碎敌人“围剿”的。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已在中央苏区占据统治地位，正确的军事思想和原则被否定。他们在已知蒋介石准备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仍要红军实行进攻战略，分兵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反“围剿”前夕，共产国际派遣李德(又名华夫)来担任军事顾问，他与不懂军事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结合在一起，垄断了红军的指挥大权，事无巨细，均由他们决定。李德只用地图指挥作战，甚至连迫击炮的位置也标定死了，前方指挥员没有一点机断专行之权。这样的军事战略和拙劣的军事指挥，决定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必将失败的命运。

　　1933年9月28日，国民党军占领了闽赣省府所在地黎川，拉开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序幕。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震惊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命令红一方面军东方军北上就敌，企图收复黎川，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0月上旬，红军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在洵口歼敌3个团。中革军委不顾敌预有准备，仍按原计划进攻硝石，连攻数日不克。10月中旬，又冒险进攻敌重兵驻防的资溪桥，仍不胜。11月中旬，连续进行了浒湾、八角亭、云盖山、大雄关等战斗，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战场上越来越陷于被动地位。“左”倾错误领导者在战场上连连碰壁以后，由开始时的盲目轻敌变成畏敌如虎，在战略上由冒险进攻变为消极防御。

　　11月20日，国民党第19路军领导人蔡廷锴在陈铭枢、李济深等人支持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抗日反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协定。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和南京、上海地区抽调11个师去镇压19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处于停顿状态。“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和各派势力不满蒋介石对内“剿共”、对日妥协政策的反映，它对中央苏区粉碎“围剿”是个良机。如果按毛泽东的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能够调动敌人回援，粉碎敌人“围剿”；或者红军能够鼎力援助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迫使蒋介石抽调更多的兵力入闽，把蒋蔡之战变成旷日持久的战争，红军乘机发动反攻，也能打破敌人“围剿”。但是，中共临时中央从极“左”的错误观点出发，认为中间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不按变化了的情况调整战略，不去援助第19路军反蒋，反而命令红军转到西线永丰地区，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让第19路军单独同蒋介石军队作战。蔡廷锴在内部瓦解、外无援助的困境中迅速败北。

　　1934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了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继续由博古负总责，红一方面军总部合并于中革军委，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中革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样为副主席，但指挥权仍操纵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蒋介石镇压第19路军以后，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于1月下旬协同北路军和南路军，对中央苏区重新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敌人进攻面前，“左”倾错误领导者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在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险关、隘口构筑碉堡，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想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黎川以南、建宁以北、南丰西南、泰宁等地同敌人连续进行多次阵地防御战和反击战，不仅没有顶住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遭到重大损失。4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党中央、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和急需休整的实际情况，抽调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拚命主义的口号，博古、李德亲自到前线指挥。敌人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碉前进。红军在抚河两岸修筑阵地和堡垒，步步抗击，并进行多次反击和“短促突击”，终未能成功，被迫于27日撤出广昌。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中央红军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付出了5000余人伤亡的代价，中央苏区北方门尸广昌仍陷于敌手。

　　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等人感到难以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开始作撤出苏区的准备，一面向共产国际报告，一面于7月间派出由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牵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8月间又令湘赣苏区的红6军团转至外线作战，向湘中转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

　　敌人占领广昌以后，一面补充整顿，一面作继续进攻的准备。7月上旬，敌军分六路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中革军委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继续同优势敌人拼消耗。

　　9月初，敌北路军集中9个师，由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军主力一部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地区，构筑了5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两军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红军以步枪、机枪和大刀、手榴弹，抗击敌人飞机、大炮配合下的多次集团冲锋，终因伤亡过重而被迫放弃驿前以北阵地。与此同时，各路敌军也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革军委以为全线抵御可以制敌，结果反被敌所制，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地位。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只剩瑞金、兴国、于都等县之间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均已匮乏，在苏区粉碎敌人“围剿”已经没有希望。1934年10月，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部实行战略大转移。

　　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红军反“围剿”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也对邻近苏区发动了进攻。这些苏区的红军，担负着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和抗击敌人进攻的任务，形势十分艰险；作战中又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同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因此大都受到严重损失。

　　湘赣苏区红6军团战斗失利后转移到永新的牛田和津洞地区，准备恢复和依托井冈山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1934年8月，红6军团奉命撤出湘赣苏区向湘中转侈，开始西征。

　　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第16师于1934年6、7月间在宜丰、奉新边境地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与敌浴血奋战后大部壮烈牺牲，小部红军分散坚持游击战争。

　　闽浙赣苏区主力红10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苏区东部执行扰敌后方的任务，先后取得上饶罗桥、枫岭头和横峰姚盘山等战斗的胜利，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堡垒战、消耗战，使自己付出了很大代价，根据地越战越小。1934年1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

　　蒋介石为消灭闽浙赣红军，又增调部队加紧“围剿”。红10军团转入外线作战，并组成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领导这一行动。1935年1月，红10军团在皖南地区作战中接连受挫，被迫返回赣东北地区，途中遭敌袭击，部队被截成两段，先头部队1000余人在红10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过封锁线，回到老苏区，随后组成挺进师，转战于闽浙赣边地区；军团主力约2000人，被七倍于己的敌人合围于怀玉山区，大部壮烈牺牲，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等不幸被俘，不久被蒋介石杀害。方志敏，江西省弋阳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党的六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领导了弋阳、横峰农民起义，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领导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被捕后坚贞不屈，在狱中写有《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表达了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反动统治的无比仇恨和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和向往。就义时年仅35岁。刘畴西，湖北省望城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叛乱的东征和南昌起义，曾任红1军团师长和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央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任总指挥。就义时年37岁。

　　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最终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一样遭到失败。

　　1932年至1934年，从整体上说是红军战争遭受严重挫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加紧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机械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主张单纯依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他们始则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继而实行军事保守主义的消极防御，最后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其结果，除个别苏区外，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以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苏区几乎全部丧失，红军遭到严重削弱，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