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执行三大任务和加强自身建设

　　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它除了打仗以外，还肩负着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的任务。红军通过发动群众，加强了政权建设，创建、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同时还使自身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红军承担筹款任务，也是客观需要形成的。红军初创时期，没有后勤供应保障，全靠作战缴获和自己筹款解决给养。有了根据地之后，由于地区不大，又处于贫困的边界，财力有限，虽能给前方解决一部分经费，但仍难满足红军的需要，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给养，还要靠红军自己解决，有时甚至还要供给白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活动经费。红军执行三大任务，各苏区大同小异。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之间地区，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争取几十万群众，摧毁一批被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建立苏维埃政权，筹足作战经费，扩大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事迹。鄂豫皖红军利用战斗间隙，积极做群众工作，协助地方分配土地，建立新区政权，帮助群众生产劳动。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经费和物质保障，主要是执行“负担加在剥削者身上”的原则，除地方政府供给一部分外，主要靠军队自筹。红军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这三大任务，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改进。就更趋完善、更制度化了。

　　红军不仅在反“围剿”作战中不断取得辉煌胜利，而且在自身建设上也有新的发展。

　　1930年冬，党中央制订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其中有总则、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各级政治机关等10个具体条例。条例总则指出：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并“巩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的战斗力，不仅靠军事技术，最主要的靠红军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影响，把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团结于红军的周围。红军中的政治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实施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使红军指成员明了红军所担负的阶级的政治责任和与敌人作战的意义。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制订与颁布，使红军的政治工作更加条理化。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了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讨了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巩固红军内部的工农联盟等问题。会议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著名论断，再一次明确了政治工作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

　　反“围剿”作战，是红军政治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各地红军积极贯彻政工条例和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在实践中创造和积累了政治思想工作的许多宝贵经验，促进了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自创建以来，特别是反“围剿”以来，经常同比自己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作战。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红军养成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具体地可以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狠”是首要的，带根本性的东西，无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部队从上到下都有一股有敌无我，有我无故，不消灭敌人，决不罢休的狠劲。红军物质生活差，武器装备落后，要取得胜利，靠的是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觉悟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部队有了这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在战场上，经常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敌人有飞机、大炮和自动武器，红军主要是步枪、大刀、手榴弹，靠什么去战胜敌人？除了正确的指挥和人民的支援，就是靠士气，靠勇敢，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靠有一般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第二是“硬”。有“泰山崩于前丽色不变”的气概，在战役战斗十分严重、惨烈、危急时刻，能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第三是“快”。“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红军作战，练就了“走”和“打”两套本领，走和打都离不开一个快字，运动战更是这样。走是为了打击敌人。速战速决，是运动战和弱军歼灭强敌的基本要求。红军的许多胜利，都是靠一个“快”字赢得的。第四是“猛”。部队的勇猛作风，是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两军相遇勇者胜”。红军打起仗来，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勇往直前，视死如归。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使本来在兵力、装备上大大优于红军的敌人，兵败如山，许多高级将领，束手就擒。第五是“活”。灵活机动，是红军指成员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在战争中的充分运用和发挥。红军的狠、硬、快、猛，是同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表现在充分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及各路敌军之间的矛盾，避实击虚，避强击弱，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灵活运用和不断变换战术，不拘泥于机械死板的模式，充分发挥指战员在战场上的主观能动作用，协同配合，巧妙制敌等等。红军养成的这套战斗作风，不仅对当时完成建军、作战和创建根据地的任务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在反“围剿”作战胜利的基础上，红军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通信兵、炮兵、工兵以及乒工厂。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以龙冈战斗中俘虏的敌第18师无线电队全部人员和在东韶战斗中缴获的一部电台为基础，成立无线电队，以后又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培训通讯和技术侦察人员。鄂豫皖、湘鄂西红军也先后以缴获敌人的电台装备自己。无线电通信兵的建立，使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与各苏区红军建立无线电联系，为各苏区和红军在战略上相互配合，给党的领导机关和红军及时提供敌军情报等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反“围剿”中，各地红军以缴获敌人的火炮装备了自己。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以红3军团炮兵连为基础，连同白沙战斗中缴获的三门“克鲁白”山炮，在江西兴国的头陂镇成立军委炮兵团，备军团也陆续建立炮兵营和炮兵连。鄂豫皖、湘鄂西红军把缴获的火炮配属给部队。这些炮兵，在以后的反“围剿”和长征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红1军团炮工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大龙坪战斗中，一举摧垮敌第52师师部，使敌人失去指挥，一片混乱，很快被全歼。

　　红军需要的武器、弹药，过去几乎全靠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供应。为适应红军队伍和战争规模扩大、武器需求剧增的需要，红军除继续依靠缴获补充外，还建立许多小型的修械所和兵工厂。仅兴国官田的中央军委兵工厂，就装配和修理4万多支步枪，2000多挺机枪，100多门迫击炮，2门山炮，制造40余万发子弹，5000多枚地雷，6万多个手雷。鄂豫皖苏区也兴办了不少兵工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鄂豫皖军委乓工厂、余富山兵工厂和红山兵工厂。它们的规模都是二三百人，除修理枪械，打造刀矛外，还可生产撇把子枪、来复枪、子弹、手榴弹、地雷，并能仿造“汉阳造”步枪。各苏区生产、修配的武器装备，在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随着红军的发展和作战规模的扩大，红军急需大批各类军政干部。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在江西瑞金附近成立规模较为齐全的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先后由肖劲光、何长工、刘伯承担任校长。建校初期分为步兵、炮兵、工兵三科，以后又增加重机枪连和防空、装甲连。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都设立分校。1933年，红军军政学校改为红军大学、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为红军培养了大批中高级干部。

　　这些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较正规的军事、政治、步兵和特科学校，在红军建设历史上开创了新的一页，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养，有步兵、炮兵、工兵等兵种协同作战的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