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10日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
为了减轻中央红军从赣南突围向西转移的阻力，中共中央利用敌南路军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和陈济棠想对红军保持中立的愿望，由朱德、周恩来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达成协议，为红军顺利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10月21日晚，中革军委以红1军团为左路前卫，红3军团为右路前卫，红9军团掩护左翼，红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5军团担任后卫，从雩都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接着中央红军继续西进，通过敌人设在湘南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湘南临武、蓝山、嘉禾地区。
此时，蒋介石判明红军转移的战略意图，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棠以4个师到湘粤桂边截击；令桂军李宗仁、白崇禧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黔军王家烈派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这时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薜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红军主力，寻歼敌军一路或一部，杀一个回马枪，以扭转战局。彭德怀也建议以一个军团向湘中前进，威胁长沙，攻击敌军必救之地，迫使将介石改变部署，避免到湘桂边与桂军作战。但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等人，拒绝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机会，使红军继续处于被动地位。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袭占道县以后继续西进。敌人迅速调部队沿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与敌人浴血奋战五昼夜，于12月1日保卫中央机关渡过湘江，突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但伤亡惨重。此时，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蒋介石已判断红军将向北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遂命令何键将“追剿军”改编为两个兵团，其主力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等地修筑工事，张网以待。红军如果按原计划北出湘西，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作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12月12日，党中央在通道举行临时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方向。毛泽东鉴于敌人在湘西南地区预设重兵的情况，力主放弃到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改变红军的进军方向，避免了覆灭的危险。在此前后，红军进行整编，撤销红8军团，合并军委第1、第2纵队，改为中央纵队。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黔北前进，强波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红25军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决定红25军向京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转移，同时还决定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吴焕先仍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共2900余人，由何家冲出发西进，向京汉路以西转移。蒋介石得悉红25军突围后，急忙调动30多个团的兵力，对红军实行堵截和追击，红军边打边走，冲破敌人的阻击，相继进入桐柏山和伏牛山区，鉴于这两个地区都不便建立根据地，又决定向陕南进军。12月上旬，红军巧妙地通过敌人在卢氏县境的封锁线，进入陕西省洛南县使家河地区。红25军在陕南地区，粉碎了敌人两次“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并同陕甘红军会师，红25军于1935年7月16日从西安以南的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进占甘肃两当、天水、秦安，切断西兰公路，翻越六盘山，在泾川县四坡村，全歼马鸿宾部1000余人。在四坡村战斗中，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不幸牺牲。吴焕先，湖北省黄安县人，参加领导黄麻起义，1928年以后，参加领导了柴山保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的建设工作，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是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的卓越领导者，牺牲时年仅28岁。随后，红25军经镇原、庆阳、合水县境，于9月15日在陕西延川县永坪镇，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组成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红15军团组成后，立即参加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10月，红15军团在劳山、榆林桥地区歼东北军1个多师，俘敌4000余人，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
正当反“围剿”斗争紧张进行并取得重大胜利之际，陕甘苏区内部孕育着严重危机。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些领导人，进行错误“肃反”，逮捕红15军团副军团长、陕甘苏区主要创始人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给陕甘苏区和红军的政治生活和反“围剿”斗争造成严重的团难局面。
遵义会议召开。中央红军转战川滇黔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等。会议着重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肯定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确定党和红军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调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前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在敌人各路大军分进合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沪州上游北波长江，进至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创建新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开进，相继占领土城、习水，给川敌郭勋祺部以重大杀伤。1月29日，红军主力从元厚场、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中革军委鉴于敌人已经加强长江沿岸防御，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争取由黔西向黔东的有利发展。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完毕。这时，滇军孙渡部队和川军分别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周浑元纵队正向古蔺、叙永追击。为了迅速摆脱川、滇两敌的侧击，中革军委决定东渡赤水河，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前进。2月18日，中央红军分别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一部向温水开进，以吸引追敌。红军回师黔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军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急忙抽调遵义附近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道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26日，红军攻占娄山关，并乘胜追击，于28日再占遵义。这时，蒋介石嫡系部队吴奇伟纵队第93师进至遵义以南的忠庄铺，第59师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中革军委决心乘援敌孤军冒进，求歼该敌。红军以一部兵力阻击第59师的进攻，主力向忠庄铺突击，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吴奇伟惊恐万状，率残部一个团向滥板凳方向逃跑。红军跟踪追击，吴奇伟率先逃过乌江，下令截断江桥铁索，使残部当了红军的俘虏。留在遵义地区的敌第59师，见指挥官逃之夭夭，急忙向西南溃退，红军乘胜追击，歼其大部。在遵义地区战斗中，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邓萍，四川省富顺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湖南国民党军第5师作兵运工作。参与领导平江起义，参加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任红5军军长，红5军随营军校校长等职，牺牲时年仅27岁。
遵义战斗，是中央红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特别是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猖狂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篇：“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抒发了遵义会议后，决心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引导中国革命重新走向胜利的豪情壮志。
吴奇伟纵队遭到沉重打击后，蒋介石气急败坏，飞往重庆部署新的围攻，决定采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为了对付蒋介石新的围攻，中革军委于3月4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令所部向川南进击，声称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敌人大军再次向川南集中之际，中革军委决定乘敌不备折而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敌人，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红军主力于3月21日晚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波东渡赤水河(即四渡赤水)，并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分路向南急进，令红9军团暂留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枫香坝佯攻，以吸引敌军向北。红军主力继续向南急进，于31日渡过乌江，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北。
中央红军南波乌江后，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前锋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一面令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机场，还准备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
当各路敌军奔向贵阳时，红军主力出敌不意向东继进，并在清水江架设浮桥，虚张声势，伪装东渡。蒋介石信以为真，急令各路敌军向东追击。中革军委抓住各路敌军向贵阳以东运动，云南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令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分两路向西南急进，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留在乌江北岸的红9军团，以积极行动牵制敌人，曾在打鼓新场以东击溃黔军5个团的进攻，西迸水城地区，同主力红军南北呼应。后又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吸引敌人向北，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直逼昆明。此时昆明周围兵力空虚，龙云急电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开昆明，并调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这样，进一步削弱了敌在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北渡金沙江造成了有利条件。5月3日至9日，红军主力由皎乎渡渡过金沙江。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也由会泽以西渡过金沙江，不久与主力会合。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敌人，打击敌人，四渡赤水河，威逼贵阳城，乘虚进军云南，巧波金沙江，打破敌人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地区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5月15日开始，中央红军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经沪沽、越西、冕宁，进入彝民区。彝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和歧视，对汉人抱有根深的民族仇恨。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区，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红1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兼任政治委员。先遣队进入彝民区后，遇到不明真情的彝族群众的拦阻和袭扰。红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派代表同彝族首领谈判，按照各家族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刘伯承是四川人，从小对彝族的风俗就有所了解，他根据彝族的习俗，同与我友好的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献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其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并赠送了枪支；说服老伍家族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红军对立的罗洪家族尽量争取；同时还释放了被国民党扣压的彝族群众数百人。由于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纪律严明，深受彝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
5月24日，红军先头部队经过160多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是一层层群山，只有一个口子可以上岸，而且对岸的口子有敌军防守，大部队要通过非常困难。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边。因北渡未成，陷入清军的重围而全军覆没。蒋介石妄想利用大渡河天险，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25日，红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乘一条小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敌人密集的火力阻挡勇士们前进。神炮手赵章成用仅有的4发迫击炮弹，两发打掉了大渡河北岸的两座炮楼，两发摧毁了敌人据守的河防阵地，掩护17勇士强渡大渡河，击溃了川军的防御，巩固了滩头阵地，从而在敌人视为插翅也难飞越的天险大渡河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安顺场波口水深流急，不能架设浮桥，全军数万人靠几条小船短期内难于通过。而川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正以两个旅沿大渡河左岸向沪定桥增援。真是军情紧急，千钧一发。中革军委决定改向西北的沪定桥渡河。红4团须受了先头部队的任务后，他们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多次击溃川军的阻拦，于29日晨占领沪定桥西桥头。在红军到达前，敌人已将铁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13根铁链横在大渡河上。当日下午红4团发起夺取庐定桥的战斗。第2连22名突击队员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向对岸冲击。第3连指战员扛着木板，跟随突击队铺桥前进。敌人在东桥头烧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红军英雄们面对熊熊烈火，毫不迟疑地勇往直前，胜利地抢占铁索桥，迅速歼灭残余守敌，占领沪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蒋介石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变成“一枕黄粱”。
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接着继续北进，准备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进入川西北地区。夹金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和人烟。山区天气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冰谷雪窟之中。广大指战员顶严寒，冒风雪，手拉着手前进，饿了就啃点千粮，渴了就咽一把冰雪。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了风雪严寒、高山缺氧的恶劣自然条件，终于翻越了夹金山，到达川西的达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