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陕甘苏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5年的形势和瓦窑堡会议　在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前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之后，又于1935年把侵略魔爪伸到华北，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脱离中国，建立“华北国”。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加紧的侵略行动，已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己急刷地上升为主要矛盾。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极力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面继续调动大军“围剿”红军，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公开声明他们没有抗拒日本充当亚洲“主人”和中国“保护者”的举动，继续把日本市国主义者称为“朋友”，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甚至同日本签订出卖中国领土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公然颁布《邦交敦睦令》，禁止组织抗日团体，其卖国投降的可耻面目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卖国投降的前列。“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倡议其它军队和红军订立停战协定，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对日作战。党和红军的真诚愿望，得到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同情和响应，促进了全国抗日反将运动的发展。在党的领导、推动下，北平学生于12月9日和16日举行游行示威，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等革命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出现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在全国抗日反蒋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中、下旬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和战略方针，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议批评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相应地调整党的各项具体政策；确定红军执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三项方针。根据上述方针，红一方面军第一步打击南、北两面之敌，巩固陕甘苏区；第二步进入山西作战，初步开辟晋西苏区；第三步，视情况转到绥远，直接对日作战。会议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量发挥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作用，长江南北的游击战争应尽量恢复和发展，以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在战略战术上，会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来主张，并赋予中央军委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瓦窑堡会议后，红军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进行不懈的斗争。红一方面军东征直罗镇战役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蒋介石的旨意下，部署于庆阳、酃县(今富县)、延安、洛川、宜川之线，阻止红军向南、西南方向发展，并隔断陕甘苏区同关中苏区的联系，其弟15路军和第35师在宁夏、陇东地区，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84、第86师和晋军5个旅部署在绥德、横山、定边之线，阻止红军向北、东北方向发展，并“清剿”吴堡、神府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东面，由于有黄河天险，在晋西黑峪口至禹门口300多公里的沿河线上，晋军只有3个多旅的兵力，虽然晋中、晋东和绥远尚有20个旅，但距离尚远，一时对红军构不成威胁。这个态势表明，红军东征的条件是有利的。

　　根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军委干12月24日下达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2月下旬向南进击，打击梆县、洛川地区的东北军，暂时制止了东北军的北犯；新成立的红28军等部组成的北路军，打击敌第86师，稳定了北方战线。与此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参军，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27万人，新组建红29军和6个独立营、10个基千游击队。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发动群众收集、赶制一批木船、皮筏，征集、训练一批船工；部队进行深入政治动员和战术技术训练；指挥员勘察渡河地点，拟制渡河计划。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保证了渡河的突然性。

　　1936年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当时称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清涧东部的河口和沟口一举渡河成功，到23日，控制了辛关到三交之间的全部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等重镇的宽50公里、纵深35公里的广大地区。

　　山西军阀阎锡山为阻止红军前进，急调入陕的4个旅返回河东，会同原在晋西、晋中的10个多旅，在红军占领区的北、东、南三面设防。为打破敌军防堵，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向纵深发展进攻，27日前后越过吕梁山脉，占领水头、大麦郊、兑九峪(今兑镇)、三泉地区，歼敌两个团。

　　从3月4日起，阎锡山一面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一面集中自己近14个旅的机动兵力，编成4个纵队，向红军反扑。10日，红1、红15军团各以部分兵力牵制敌之第1、第4纵队，集中主力打击敌之第2、第3纵队，在兑九峪一举将敌5个多旅全部击渍，巩固了占领地区。

　　从3月16日起，红一方面军实行分兵作战。红1军团和红15军团第81师(后合称右路军)由大麦郊出发，突破敌军汾河封锁线，迅速向南挺进，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等县的广大农村和襄陵县城，破坏同蒲路100余里；红15军团主力(后称左路军)佯攻灵石县城，转兵北上岔口，派出部分兵力袭击晋祠，威胁太原，随后经娄烦进至曹家坡，歼敌两个多营，再转至康宁休整；新成立的红30军和红15军团1个多团、山西游击支队组成的中路军，积极活动于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之间，配合左、右路军行动；留在陕北的红28军乘晋军东返之机，收复吴堡、神府苏区大部，并于3月底由黑峪口东渡黄河，同左路军会合，随后沿黄河东岸南移，4月14日进攻三交时，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刘志丹，陕西保安县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代战争，领导过渭华起义，历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副总指挥、红26军军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刘志丹牺牲后，人民为了纪念他，将他的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进入4月以后，蒋介石的“中央军”11个师陆续进入山西，和晋军一起，对红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红军庄山西面临不利作战形势。在此情况下，红一方面军于5月5日全部西渡黄河，回到陕甘苏区，集中在延长、延川地区休整。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战役历时75天，共歼敌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扩兵8000余人，等款30余万元，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红一方面军西征　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党和红军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重大突破，红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达成准备并肩抗日的协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李克农同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在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秘密会谈，在军事行动上达成谅解。此后，东北军、西北军的大部分部队和红军处于停战状态，有时被迫向红军进攻，也是预先通知红军，实弹演习一番而已。在与地方实力派达成谅解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于5月5日也向南京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双方互派代表，共同磋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蒋介石无视我党的正确主张，继续调兵遣将“围剿”红军。在红军回师陕北后，他随即以3个多师波河入陕，配合其原在陕北的第84、第86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并在河东配置5个多师，防止红军再次东渡；同时命令东北军、西北军由南线，第15路军由西线向陕甘苏区进攻。在上述敌军中，只有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反共坚决，但其防区宽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方向。根据这一情况，中央军委于5月18日下达《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1、红15军团和第81师等部组成四方野战军，进行西征，打击宁夏，“二马”，扩大陕甘苏区；以红29、红30军和地方武装坚持东线的游击战争。中央总的设想是：造成敌军阵势在东，我军阵势在西，争取向北打通同蒙古、苏联的联系，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的联系，并争取尽可能多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

　　5月20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由延长、延川地区出发，分两路向西挺进，至6月4日，红15军团袭占宁条梁(今梁镇)，围困安边，进占定边西南的红柳沟；红1军团攻占曲子、早城、环县和洪德城，俘敌约1300人。6月7日至13日，右路军红15军团占领同心城，并进至王家团庄附近；左路军红1军团进至七营附近，切断了陇东之敌第35师退回宁夏的大道；中路军红28军和第81师等部在占领区开展群众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西征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同时，红29、红30军等部在东线坚持游方战争，打破了敌军占领陕甘苏区和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6月16日，西方野战军以巩固占领区，摧毁安边、定边、豫旺等敌军据点，解决部队供应和冬装材料为目的，开始第二阶段作战。第78师攻占定边、盐池，左路军一部攻占七营，右路军攻占王家团庄和豫旺，并击退敌军86师1个团、第15路军3个多团的反扑，巩固了占领区域。

　　7月底，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通过草地。为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战役，转入休整。此没共俘敌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开辟新区纵横各200余公里，把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苏区。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山城堡战役　1936年夏，中国共产党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影响迅速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明显进展，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更加接近我党；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等，开始同我党商谈共同抗日问题，并准备订立联合抗日协定；四川的刘湘开始倾向反蒋，准备联共抗日，山西的阎锡山开始容纳共产党员，筹建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一二九”运动后成立的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已发展到全国，各地的文化、教育、妇女、职业等各界救国会、后援会已普遍建立。同时，蒋介石在坚持以军事手段消灭红军的同时，也在寻找以其他方式解决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并于6月派代表同中共进行了秘密会谈。

　　在全国抗日运动日益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10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工作方针。会议决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党和红军的首要战略任务，今后以南京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同时不放松同各地方实力派的谈判。

　　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央深人与张学良协商后，提出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并制订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于9月中旬占领将台堡、界石铺、打拉池和会宁等地。此时张国焘突然变卦，认为红四方面军“以快向西进为宜”，决定渡过黄河，到青海和甘肃西北部另创局面，经过中央的耐心说服、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加之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被迫放弃了西渡计划。红四方面军遂于9月底由岷县、漳县地区北上，先头部队于10月8日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但是，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敌军已大批集中，使静、会战役无法进行；并使红二方面军陷于敌军10个师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危险。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二方面军于10月4日由两当、徽县地区北上，22日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至此，历时2年的红军长征全部结束。毛泽东曾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

　　当红军主力会师时，敌军正以10多个师向北推进，蒋介石也来到西安督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黄河沿岸。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

　　11月中旬，红军主力东移至山城堡、洪德城地区。此时，敌军一部已西渡黄河，追击红四方面军的河西部队；同我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被我劝阻于豫旺堡地区；敌第3军到同心城后也停止了前进；唯有胡宗南的第：军行动积极，正分三路追击红军。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兵力，打击敌第1军右路军第73师，随即置红1军团于山城堡以南，红15军团于山诚堡以东和东北，红31军于山城堡以北，红4军于山城堡西南，相机歼灭进入山城堡之敌；另以红二方面军和红28军、第81师等部担任预备队和两翼掩护任务。21日下午，红军各部队对进入山城堡之敌发动突然猛攻，战至22日9时许，歼敌1个多旅，迫使其他敌军全线撤退。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再一次大振红军声威，对巩固陕甘苏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都起了巨大作用。

　　西路军的失败　11月中旬以后，西路军2.1万人艰苦转战于古浪、武威、永昌、山丹、张掖等地，广大指战员同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同强大的敌人进行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歼敌2.5万余人，终因敌情、地形和某些社情等条件对我不利，1937年3月在祁连山最后失败。军长董振堂、孙玉清，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等万余指战员英勇牺牲，部分失散的指战员陆续回到陕甘宁苏区；另有数百人由李先念率领到了新疆，抗日战争开始后大部回到延安，少数人留在新疆学习航空技术，成为建设我军空军的骨干。董振堂，河北省新河人，1931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赵博生一起，率领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人发动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第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红5军团军团长等职，参加过中央苏区1932年以后历次重要战役和红军长征。牺牲时年42岁。

　　在西路军处境危急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制止马步芳部对红军的进攻，并以红4、红28、红31、红32军组成援西军，准备西进接应。然而，中央的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西路军的失败是最令人痛心的。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视死如归的忘我革命精神，却是我军最可宝贵的财富，值得全党全军永远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