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红军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斗争 1936年秋冬期间，全国的政治形势仍在继续发展，一方面，由于日本和伪蒙军对察哈尔、绥远两省的侵略，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以支援察绥抗战为契机，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上海、青岛等地的工人也举行反日大罢工，走上抗日救亡的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继续推行镇压抗日群众运动的反动政策，纵容、包庇汉奸和亲日派，逮捕爱国青年，解散救亡团体，枪杀爱国群众，并于11月间逮捕了全国备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即：“救国会七君子”)。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瓦窑堡会议决议的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更适应各项斗争，各项政治主张深得人心，南方游击区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党在各地的地下组织开始恢复和发展，仅华北地区的党员就发展到5000余人。特别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得到加强；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等为副主席的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红军的领导权更加集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积极开展了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10月16日，毛泽东、朱德等46人联名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呼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如果国民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随后，毛泽东、朱德等19人又致信蒋介石，再次呼吁其放弃内战政策，使国共两党“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警告蒋介石不要走到“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的可耻下场。
蒋介石仍无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告，继续一意孤行，于12月5日再次飞到西安，不顾张学良、杨虎城的“哭谏”，公然命令张、杨不准抗日，继续“剿共”，并下令开枪屠杀向他请愿的学生。富有爱国思想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其随行妥员10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且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有名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震惊，它公然要求“南京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并暗中支持亲日派何应钦“讨代”张、杨。把持国民党军权的何应钦，随即操纵南京政府下达“讨伐”命令，并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大军沿陇海路进攻陕西，集结飞机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全国范围更大规模的内战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采取了正确方针。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支持国民党无老派、欧美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争取以西安事变为转机，开展全国的抗日局面；在外交上，争取英、美支持，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在军事上，准备以红军配合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为此，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三次发出通电，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力陈利害，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召开和平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达西安，对张、杨及其将领作耐心说服工作，周恩来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动全国各界群众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
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了积极努力，同时为了防备和平努力失败，在军事上也做了准备。事变当天，中央军委就把情况通报部队，命令全军“加紧准备，待命行动”。13日，军委领导人致电张学良，建议东北军、西北军在政治上加紧动员，军事上完成部署，防止亲日派的进攻。21日，周恩来同张、杨商定，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各以部分兵力阻击顾祝同、胡宗南之西集团，集中主力于渭河下游，同刘峙之东集团决战。依照这个计划，对红军进行了部署。
由于周恩来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张学良、杨虎城首先接受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接着，又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势力的支持下，迫伎蒋介石于24日口头允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释放政治犯，保证内战不再发生，井发出了撤兵“手谕”，张、杨随即释放蒋介石。25日，“讨逆军”东集团开始向潼关撤退，红军也随即停止于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背信弃义地监禁了陪送他返宁的张学良，迫使杨虎城下野，并纵容何应钦集中25个师向西安进逼。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一面同国民党谈判，促其履行诺言；一面按照同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于1937年1月3日下令红军主力进军关中和商南，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到了延安。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和中共代表团坚韧不拔的努力，由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主张团结抗日人士的强烈要求，同时也因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充分准备，终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放弃了进攻西安的企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是我党“逼蒋抗日”方针的伟大胜利。
党和红军为直接对日作战积极进行准备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为实现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目的，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
第一，加紧同国民党谈判，争取党和红军的合法地位。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对外；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会议，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改善人民生活的五项要求，同时表示，如果国民党确定上述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特区内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等四项保证。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国民党三中全会实质上接受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加强了对南方游击队的领导，通过各种渠道，把瓦窑堡会议后党的各项决定传达给南方8省15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指导这些地区打破国民党“北和南剿”消灭红军游击队和利用谈判吃掉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0月正式承认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
第二，着手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实现党和红军指导思想的转变。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总结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正确的军事原则，批判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教育全党全军不要重蹈这个历史覆辙。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又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剖析“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对提高全党全军的思想理论水平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领导全党全军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转变和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3月下旬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讨论促使国民党进一步转变、争取我党在抗日运动中的领导权、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和重新教育干部等重大问题。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后合称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张闻夭、朱德、刘少奇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总结八七会议特别是遵义会议以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批准1935年以来党的政治路线，确定把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作为新时期党的主要任务。这样，中国革命就在事实上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
第三，开展政治军事教育，提高红军战斗力。国内和平的实现，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变，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出于对国民党在历史上屠杀工农群众和自己亲属的义愤，对党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产生了若干怀疑和抵触情绪：少数人则对国共合作后出现的新问题认识不足，盲目乐观，麻痹松懈。为了克服上述不正确的倾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许多指示，各部队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领导干部也深入基层，就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坚持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和新形势下的复杂斗争等问题，作了反复、耐心的解释，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顺利地实现了全军的思想转变。
与此同时，各部队还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计划，开展战术、技术、体育、文化大练兵，以方面军或军团、军为单位进行训练检阅，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第四，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大量培养干部。1937年1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并以红军大学第三科(又称教导师)和红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为抗大第2分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同时创办通信、供给、卫生、摩托等学校，培养抗日人材。为了提高抗大的教学质量，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抗大教育委员会，中央领导人亲临抗大讲演或讲授主要课程。抗大除轮训红军干部外，还大量吸收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来的青年学生和少数国民党军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抗日战场。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为止，抗大(包括1936年下半年的红大)共培养军事、政治干部3800余人。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中央军委和红军各部队成立了军事研究委员会，研究对日战争、军事教育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并着手编译军事参考材料，准备出版军事刊物。
第五，扩大红军，巩固苏区。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进入关中平原人口稠密区，为扩大部队带来了有利条件。各部队根据前敌指挥部的指示，在驻地附近积极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扩大到7.4万人，比红军会师时扩大了一倍。中央军委还将整个陕甘宁苏区划分为五个区域，组织3个军和地方武装，在广大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分区清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共消灭土匪2100亲人，从而减轻了苏区内的匪患，消除了红军出师抗日的后顾之忧。同时，苏区的建设也有很大进展，北起长城，南到淳化，西临固原，东界黄河，总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共设置36个县和1个特区。苏维埃政府取消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采取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增设许多群众文化福利设施，使苏区的经济文化得到复苏，红军和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苏区社会安定，到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此期间，党中央为了进一步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1937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决定号召全党全军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同时指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献身精神，应该受到全党全军的尊敬，决不允许把批判张国焘的斗争曲解为反对红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中央的决定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全军随即召开各种规模的会议，开展对张国焘的批判。通过这一斗争，党对红军的领导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红军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团结进一步巩固。面对全党全军的严肃批判，张国焘表面上承认错误，内心里却继续对抗，终于在1938年4月公开投靠国民党，成了一名可耻的叛徒和特务。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妥的领导下，红军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全军团结一致，斗志高昂，为出师抗日加紧进行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