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三国人物（下）

　　关 羽

　　关羽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三国人物之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关羽的评价有微妙的变化。

　　毛泽东１３岁开始读《三国演义》时，就对关羽的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曾经效仿桃园三结义，与同学萧子升、蔡和森友善，称为“三个豪杰”。“豪杰”一词，是毛泽东采用《三国演义》里的常用语，表示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而且智慧过人，品德高尚。１９１７年夏天，毛泽东徒步游学旅行，在前往安化县城途中，看到路边亭柱子上有一副赞颂关羽的楹联：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他把这副对联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关羽的形象无疑是高大的。

　　随着革命经历的日益丰富，毛泽东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全面、深刻。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毛泽东来到井冈山茅坪，寻找走散了的张子清所部三营（后来在湖南桂东县和朱德部汇合）。当时有人怀疑张部有可能投降敌人。毛泽东说：不会的，三国时代的关云长，曾与刘备失去联系。曹操为了收用关云长这员大将，又是封官赐爵，又是赠送金银、美女，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费了多少心机！可是，一旦得到刘备的消息，关云长便毅然离开拥有雄兵百万的曹操，骑上吕布的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迢迢，终于回到兵微将寡的刘备身边，成为千古美谈。张子清是我们党的干部，就比不上古人关云长？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知识青年投奔延安，沿途关防遍设通途困难时说：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些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

　　这些例子说明，毛泽东对关羽是肯定的。但与此同时，毛泽东谈关羽更多的是他的缺点与不足。

　　１９３２年初，毛泽东在与程子华谈话时说：关羽出身下层社会，是刘备的心腹之臣，随其周旋，不避艰险，死后被尊为武圣人。到处都修建有关帝庙。他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

　　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关羽。他说：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

　　１９４７年，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在与警卫员谈到河北人会打胜仗时，放声大笑说：哈哈，河北人就一定打胜仗？三国时候，河北名将颜良、文丑，不是叫山西人关云长给杀了嘛！警卫员说：山西人也不一定行，关云长就不如彭老总。关云长走麦城，彭老总可是三战三捷。毛泽东听了很是称赞。不久，他在与周恩来、任弼时闲谈时说：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

　　１９４８年５月，在西柏坡，毛泽东有一次和警卫员聊天，又谈到了关羽的缺点。他说：当初诸葛亮留守荆州，刘备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不该留下关羽守荆州。让关羽守荆州一着错误呢！他又说：关羽骄傲呢！关羽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根据地，丢了荆州，自己也被东吴杀掉了。

　　１９４９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毛泽东曾经对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等人讲过：清朝所以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就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制定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以少数团结了多数。《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

　　建国后，毛泽东经常以关羽“走麦城”为例，提醒中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谦虚，不要骄傲。

　　１９５０年２月，在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前夕，毛泽东对韦国清等人说了一段话：我们的胜利，人家是知道的，不用自己去表示。对待人家的缺点错误，少讲“过五关斩六将”。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０日，在“林彪事件”发生前夕，毛泽东在杭州同南萍、熊应堂等人谈话，讲了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问题等。他在谈话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艘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关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有一个判断，认为关羽的形象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对周恩来说：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出来并不难。现在四书五经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

　　毛泽东对关羽的研究十分深入。他所讲述的关羽不姓关的故事，甚至连一些专家学者也未注意到。１９５４年，毛泽东漫步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给陪同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讲起了关羽不姓关的故事。他说：关公其实并不姓关，关公是指关为姓。关公自小很讲义气，可谓侠肝义胆。一次为朋友打抱不平，在家乡杀了人。他知道杀人是要吃官司的，便立即逃了出来，打算出潼关，以甩掉官府的追捕。他日夜兼程，来到潼关时，还不到五更天，关门紧闭。好不容易熬到开关的时候了，却又犯了愁。那时，官府有一项规定，凡过关的人都要进行登记。这可怎么办？千万不能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要露出马脚，那可不得了啊。眼看就轮到他了。他心急如焚地望着这高大森严的关门，忽然来了灵感，在关门前，我何不就说自己姓关呢。这就是指关为姓的由来。这个故事，毛泽东也分别和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杨尚昆等人说过。

　　张 飞

　　在毛泽东看来，张飞有三大优点值得赞赏。

　　一是张飞“粗中有细”。１９３４年，毛泽东对来中央苏区开会的红军将领王震谈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关羽、张飞处理人际关系的优劣处：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他以此勉励王震：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好，一个指头有问题。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矣；不要粗而不细，要学张飞“粗中有细”。

　　二是张飞“有高度的原则性”。毛泽东非常喜欢看京剧《古城会》之类的张飞戏。据赵超构回忆，１９４４年６月，他们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经陪同看《古城会》。当剧中张飞自称“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露出那副得意神情时，毛泽东笑了起来。毛泽东认为《古城会》很有意义。同年１０月，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在谈到审干问题时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高度的原则性的。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汉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又谈到了《古城会》，他说：当时在古城的三弟张飞，看见从敌人营垒回来的二哥关羽，对他提出种种疑问，是张飞有警惕性的表现，是完全正确的。但关羽一旦斩了蔡阳，用行动表示了与敌人划清界限，张飞于是开门迎接关羽，又兄弟团结共同对敌。

　　三是张飞勇猛善战。毛泽东喜欢把自己手下勇猛善战的将领比作张飞，以表示对他们的赞许。１９４７年，毛泽东指示在陕北战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务必歼灭国民党军刘戡部。他对彭德怀说：《三国演义》里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所以，后来彭德怀说，我这个张飞是主席叫出来的。１９４７年６月，毛泽东在陕北调陈赓部队回师，摆在黄河两岸，东扼阎锡山，西拒胡宗南，他对陈赓说：你做个当阳桥上的猛张飞吧！

　　赵 云

　　毛泽东颇为赞赏赵云，特别是他的为人和胆识。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四军的胜利出击和中国的救国事业》的社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华中的伪军，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啊，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这段话中“比之为赵子龙”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添加上去的。

　　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７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小河村为陈赓出师饯行。周恩来说：我们的“猛张飞”就要变成“赵子龙”了。毛泽东接着说：赵子龙更好嘛！一身是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毛泽东在视察中途经河北正定，就问当地党政领导：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还曾经把自己十分喜爱的将领杨成武比作赵云。１９６７年７月，毛泽东准备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特别提出要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他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秀才们说：非子龙不可行也。长征中，夺泸定桥、过草地，我都讲过还得杨成武，只靠宣言不行。这里所说的子龙，是赵云的字。赵云忠心耿耿，曾经长期出任刘备的侍卫长。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０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说：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

　　１９７６年４月，当在报纸上看到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其中包括有１５００公斤以上的特大陨石时，毛泽东又不无感慨地说道：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三国人物当中，诸葛亮是毛泽东谈得较多的一位，大概也是毛泽东最为推崇的人物之一。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他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后而已”的精神。他自己曾经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后而已呢！

　　“鞠躬尽瘁，死后而已”这八个字出自《后出师表》。毛泽东把两个《出师表》都读得烂熟。他认为，虽然《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的手笔，但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在１９３９年１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的发刊词里，他引用了“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在战斗中借鉴诸葛亮的经验。他曾经说：这里有条小河叫蜀水，常使我想起诸葛亮。诸葛亮用兵不厌其诈，我们也来学学孔明，怎么样？

　　毛泽东十分重视诸葛亮的宣传鼓动技巧。１９３０年夏天，毛泽东在红四军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宣传鼓动工作时，他介绍了三国时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战胜夏侯渊。但是，智谋高超的诸葛亮使用“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则甘受军法。他说，我们的战士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用不着使用“激将法”。但是，我们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１９５０年４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经常向干部和群众说诸葛亮的故事，教育他们重视学习文化和历史。１９５８年秋，毛泽东在河南郑州接见南阳县委的一位书记，问他：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呵！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毛泽东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毛泽东接着又问了南阳农民生活。在分手时，对他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对诸葛亮采用屯田制巩固边防给予充分的肯定。１９５５年元旦，他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时，说：可以组织屯垦戍边嘛！中国古代就有屯垦制，管仲搞过，诸葛亮在汉中也搞过呢！开荒就业，治疗战争创伤，巩固边疆，应该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还对诸葛亮的聪明才智大加赞赏。１９６２年２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孔从洲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种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

　　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最可宝贵的是处理民族关系的艺术。他对诸葛亮的“七擒七纵”非常赞赏，并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１９３５年５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结盟的事情后，很高兴地询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

　　１９４９年，当习仲勋妥善争取青海省昂拉部第二十代千户项谦归顺成功时，毛泽东对习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１９５３年８月，当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向毛泽东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他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１９５６年４月，在与天宝（桑吉悦希）、瓦扎木基谈及有些民族地区出现有被俘的叛乱分子，放回后又叛乱的问题时，毛泽东又告诫说：诸葛亮就是七擒七纵，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八擒八纵呢？据当时的凉山彝族代表瓦扎木基回忆，当他向毛泽东汇报凉山人民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时，“毛泽东从三国时诸葛亮说起，引经据典，教育我们要有气魄，有胆略，搞好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十分赞赏诸葛亮制定的和戎政策，认为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毛泽东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空白处，画了很多圆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彝族领袖孟获，以及在平定南中后大力安排、任用地方豪强为官吏的事迹。他说：这也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诸葛亮也并非完人。他曾经就错用马谡一事，对诸葛亮作过批评。１９４８年，他对警卫员说：我毛泽东一不是释迦牟尼，二不是诸葛亮。说是诸葛亮，也有错用关羽和错用马谡的时候啊！当警卫员问及马谡失街亭，害得诸葛亮只得冒险摆空城计时，毛泽东说：这也是诸葛亮用人不当呢！后来，毛泽东读《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有关失街亭斩马谡文字，在天头处，对诸葛亮出师首战不在最前线写有眉批：初战，亮宜自临阵。又在《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郃事，作了眉批：失街亭后，每出，亮必在军。他认为，这是诸葛亮接受了教训，所以街亭之败，诸葛亮也是要负重要责任的。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１９５９年７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他在读苏洵《权书·项籍》中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一条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历来史家大都赞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思路，但毛泽东的评价却独树一帜，且言之成理，可谓卓见非凡。

　　马 谡

　　京剧《失空斩》是毛泽东最爱看的戏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百看不厌。所谓《失空斩》，就是《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三部折子戏的合称，是根据《三国演义》的故事改编的传统保留节目，其主角，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马谡了。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历来是作为严格执行法纪、军纪的范例而在民间和军中流传。毛泽东也常用这出故事教育、启发干部，形象地说明问题的实质。

　　１９４８年８月，毛泽东要王建安担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协助许世友攻济南。王建安立即作了保证。毛泽东满意地说：好！我喜欢你的痛快。我们这叫演一场《失空斩》的戏。你是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打不了济南，我先斩许世友，我也要打你四十军棍；我嘛，则向中央上表，官降三级，你看行吗？王建安表示：看主席说到哪里去了，如果拿不下济南，先斩我好了……毛泽东最后说：好、好、好。我们就是君子协定，就这么定了。

　　１９５１年冬，中共中央华北局将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材料上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在北京颐年堂，专门开会研究杀不杀刘、张。毛泽东比喻这是斩马谡，他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万不得已的事情。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马谡所犯的错误实在太大，罪不可恕。虽功勋卓著，也不得不杀。

　　孙 权

　　与曹操、刘备相比，毛泽东对孙权评论不多。但从他蜻蜓点水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孙权在他的心目中也是人杰。

　　毛泽东曾经在《讲堂录》中写道：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作为词人，毛泽东非常喜欢南宋辛弃疾的著名词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首词，毛泽东曾经多次圈阅诵读。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坐专机从南京飞往上海，在飞临镇江上空时，他书写了辛弃疾的这首词，并向身边的随行人员讲解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借用孙权重用周瑜的例子，来说明选拔干部不能论资排辈，要注重能力，注重水平，要敢于放手使用新人。这实际上是对孙权善于使用人才的充分肯定。

　　毛泽东几次提到孙权自己年纪轻轻就当家了。１９６５年１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看起来还是青年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二十七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二十岁，孙权更小。孙权生于东汉光和五年，他接哥哥孙策班时才十八岁。

　　毛泽东对孙权年少而大有作为颇为赞赏。民间都说赤壁之战的胜利是由于诸葛亮“借东风”，毛泽东则认为：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者古亦有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１９７５年５月，毛泽东在北京召集政治局工作会议。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的两句作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材运到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他接着又念了辛弃疾《南乡子》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在这里，他即兴将最后一句作了改动。

　　１９７０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再设国家主席，并以三国故事为例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１９７２年９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中回顾中日两千年来的友好交往时说到了三国：孙权想找你们，派遣了一个三万人的船队。

　　周 瑜

　　周瑜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青年将领，文武兼备、风流倜傥。三十三岁时担任吴军统帅，火攻曹营，取得赤壁大捷，一举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东吴政权建立了丰功伟绩。

　　建国后，百废待举，特别是人才极其缺乏。毛泽东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突出强调要提拔青年干部。因此，多次提到三国时具有超人才干的周瑜。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以三国故事为例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鲁肃四十岁，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在此，毛泽东是把周瑜作为青年干部的典型加以肯定的。

　　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跟他们谈到要多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他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他还说：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六分之一多一点……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周瑜显然是毛泽东这一判断的历史根据。

　　１９５７年４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及提拔青年干部时，又以周瑜为例说：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他接着说：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１９５８年５月８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就“破除迷信”问题说：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周瑜、孔明都是青年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三十六岁。

　　毛泽东还认为周瑜很有战略眼光，他曾经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右军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接着，他又说：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少，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

　　吕 蒙

　　东吴将领吕蒙出身行伍。自接受孙权劝告后，发愤读书，学识提高很快，才略大进，见解独到，为许多老儒所不及。鲁肃曾称其“学识渊博，非复吴下阿蒙”。

　　在毛泽东看来，吕蒙苦读书、善用兵，是一个靠自学成才的典型。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党的干部、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１９５８年９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专列上，毛泽东谈到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不便。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劝告，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此，毛泽东建议说：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以后才受到教育的，他们不可不看《吕蒙传》。毛泽东又对他们说了吕蒙取荆州的故事：关羽攻曹军手上的樊城，吕蒙用计骗关羽把全军开到前方，然后轻骑疾趋南郡（江陵），南郡太守麋芳投降。关羽将士家眷留在南郡，吕蒙进城办法很好，对他们不但不加损害，还特加照顾，对年老的慰问，对患有疾病的给医药，对饥寒的给衣服粮食，对关羽的财产丝毫不动。对关羽派来的人很优待，使他和将士家属相会，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关羽的将士知道了，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使得关羽不得不败走麦城。毛泽东要求罗瑞卿和公安战线上的干部读《吕蒙传》，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泽东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联系赤壁之战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吕蒙肯认真读书的事不止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曾多次读《吕蒙传》，赞赏孙权论吕蒙的“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并且在陈寿评“吕蒙勇而有谋”的六个字旁加了密密麻麻的旁圈。

　　１９７２年，毛泽东曾就大字本《吕蒙传》注释、点校时再次指出：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他又举了吕蒙读书的例子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

　　陆 逊

　　陆逊是东吴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第四位战功卓著的将领，毛泽东对他赞赏有加。

　　彝陵之战是孙、刘两集团之间的决战。陆逊是这次大战东吴方面的指挥官，指挥若定，大败刘备。毛泽东曾经批评刘备说：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他当然不是陆逊的对手。他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陆逊知己知彼，很会打仗，毛泽东认为，陆逊指挥的彝陵之战和汉楚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曹袁官渡之战等一样，都是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刘备的错误，说到了陆逊。他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时，在不少地方作了批注。

　　陆逊在彝陵大战前奉行以逸待劳的方针，东吴诸将不理解，十分激愤。但陆逊不为所动，甚至以军令训诫：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批注：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大战胜利后，陆逊没有听从徐盛等人乘胜追击捉拿刘备的建议。对此，史家多数给予肯定。清代学者何焯认为，陆逊深思熟虑，“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焯的评价中肯，写下了“何评有理”的批语。可见，他对陆逊在彝陵之战后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充分肯定的。

　　袁 绍

　　毛泽东评价袁绍，集中于１９５９年，主要是出于鉴戒的目的，他多次把袁绍作为反面人物来教育干部和群众。

　　１９５９年３月２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举反面事例时提到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旨在说明对新事物要敏锐，要及时作出正确判断。

　　不久，在杭州西湖刘庄，毛泽东和秘书林克聊天时又谈到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他还引用了曹操批评袁绍的话：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事也。

　　同年６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又提到袁绍。他说：新闻工作，要看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是多谋善断。他强调：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言，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７月１１日晚上，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李锐、胡乔木等谈话时又谈到袁绍。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不会用将。《三国志》里《曹操传》（应为《武帝纪》）、《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显然是针对“大跃进”、“共产风”等错误而言，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以袁绍为戒，善于谋划、果断决策、知人善任。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８日，在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人。他在谈到进入联合国是一个大胜仗后，紧接着说：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刘 表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表是一个虚有其表，徒有其名的人。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魏书·刘表传》中这样记载：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在读到此处时，写了四个字的批注――“虚有其表”。这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刘表中看不中用，其实是个庸才。

　　实际上，毛泽东在评价刘表时，是拿曹操作参照的。他在读《刘表传》时还作了一些旁批，多把刘表和曹操作比较，称赞曹操，批评刘表。

　　裴松之引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不服，进行反抗，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这里，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很粗的线，在天头上批注：“杀降不详，孟德所不为也。”

　　汉献帝被曹操挟持到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这时，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一方面又与北方的袁绍勾结。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羲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到此处，评注：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于建安五年攻长沙张怿获胜，于是“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在此批注：“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１９６５年，鉴于国际上的反华浪潮，特别是中苏交恶，叶剑英作了一首七律《远望》：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叶剑英将诗送给毛泽东，请他批改。毛泽东看了大加欣赏，对其中的两句“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尤为称赞。诗中的“景升父子”就是指刘表及其子刘琮。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对刘表是多么不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