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问题实际涉及到如何反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根据时代特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创新？
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然包含有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含义。但现在的问题在于：究竟对“当代”如何理解？对“当代”的背景又怎样去把握？我以为，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一定要反思作为这一思想时代关键背景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取向的话，我们又怎么能从心底珍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特殊的珍贵？！
应该承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性特征之一就是从思想、理论到实践彻底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实际上，逻辑和历史是一致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痛苦的磨难中开始了最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的理性成果之一就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必要联系实际的问题，认真重温它的基本精神。
我们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不能离开“决议”的，更不能从“决议”退步。从方法论意义着眼，“决议”既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明确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背离，及其产生的思想理论误区。“决议”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毫不讳言党在实践当中的失误，而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亦进行了深刻的解析。“决议”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也正是在这样的理性认知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理论探索中才逐步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理念。
今天，随着时代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完善理论时需要对理论进行创新，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以为，有必要明确对理论和创新的认知取向，构想必要的方法论原则。这里，我主要诠释一下理论创新的认识取向。基于深入的研究，我的感悟总结起来就是：理论创新要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它必须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创新要讲求历史继承性，离开历史，根本无法认识文化，而对于文化的茫然，则必然导致对历史的虚无。理论创新要注重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所体现的精神同样应该是开放的。理论创新要含有逻辑理性，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理论创新要凸显自我超越性，通过自我的扬弃，向着更高的理性层次递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