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文化已成为世人思想关注的热点，而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又是关于“先进文化的建设”。理论界对“先进文化”的解读也显示出很高的热度。这里，作者根据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从探求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以理性的、历史主义的态度谈了对先进文化基本属性的认知。
谈论先进文化，首先需要加以明确的就是关于文化的定义。对于文化，从古至今，东西方之间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如果是从学理的角度分析定义，可能会举出几百种范例，甚至还会更多。
我想，从思维逻辑来看，对一个概念的界定，往往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有时，从与相关概念联系的界定当中可能会导引出有思想价值的认知，从而使概念得到比较明晰的规定和诠释。基于这种认识，我感觉胡适当年对“文化与文明”所下的定义有其特殊意义。胡适是这样界定的：“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 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参见《我们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实，在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引申，与上述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应当还包括其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样来理解文化比较切近其内涵，也比较简明。
对文化的界定，恐怕还要涉及到对它的基本内质的理解。这一点倒是人们在确定文化定义时容易被忽略的。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的基本内质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这种客观属性是纯自然的，又是在各民族的历史当中形成的，它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好恶）为依存的根据。文化的这种基本内质所体现的正是文化发展所不可逾越的特殊规律。作为高层次的、高水平的先进文化，应该是尊重并遵循这一规律的典范。
笔者在教学中曾经向研究生提出过一个问题：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转型期（具体地说，在当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文化问题是什么？学生们给出了八种不同的答案：1、如何正确理解宗教和宗教的作用？2、关于文化的包容性问题。3、深入反思“中体西用”。4、思维与认知方式的转变。5、反对文化霸权，建立文化平等观。6、摒弃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理解对方。7、明确文化概念的特殊规定性。8、怎样理解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显然，这些答案都突出反映了自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交汇过程中存在的深层矛盾，它们都与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有关，也都与理性认知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相联系。因此，正确地认识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认同、容忍、容纳文化的差异和独特性，都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而围绕着对全球化的认识，这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认同文化的差异性，也必然会涉及到文化价值问题，而判定文化之价值，则需要以“精神自由为基”，才能正确“比较各种文化之短长得失”。在比较、分析中印欧文化的基础上，1936年8月，张君劢曾提出过上述见解。我们有必要加以回顾。在《明日之中国文化》的《自序》中，张君劢写道，“凡念及吾族之将来者，莫不对文化价值出路问题，为之绕室彷徨，为之深思焦虑；于是有复古之说，有全盘西化之说，乃至就文化之方面提出一种口号者，曰德莫克拉西、曰赛恩斯、曰苏俄主义、曰法西斯主义。尤之病者命以垂危，侍之者乱投杂药，以求万一之有效，岂惟不能祛病，正所以速其死耳。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如置身于生死存亡之歧路中。必推求既往之所以失败，乃知今后所以自处之道；必比较各民族在历史中之短长得失，乃知一己行动之方向。吾人研究三四千年中印欧民族之经过，于是得一结论曰：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吾族今后政治学术艺术之方向之总原则也。”张君劢又希望，对此，“愿今之当局与在野之学者共深长思之”。的确，对待文化差异特别需要容忍，但容忍应该是有前提的，这就是精神自由。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不同文化的深入理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漫长过程。因为文化差异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始终处于变动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反思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我们不能容忍对方的究竟是什么？！而对方不能容忍我们的又是什么？！
当我们对于不同文化存在的差异和文化的独特性进行了理性的思考以后，会很自然地面对一个问题，即如果这些差异和独特性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差异和独特性呢？在我看来，正确的作法应当是：认同、容忍、容纳文化差异，进而从多元的、比较的角度深刻理解文化的独特性。然而，由于确实存在着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在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在东西方之间要认可这种作法，绝非易事。首先需要建立理性思维，反对文化中心主义，摒弃文化霸权。作为20世纪后半期非主流文化思潮之一，“反西方中心思潮”方兴未艾，它促使人们反思“历史积念”，消除对文化差异性的误解，推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丹斯（E.H.Dance）的观点颇有代表性：“西方对东方的误解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误解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西方国家相互不能理解，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理解，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理解”。“西方对东方的误解既有经济原因、地区原因，还有错误的地理观和宗教观作祟”。我们完全“忽视东方文化的价值”。为了真正理解东方，“我们必须完全放弃已经濒死的优越感”，“根据东方自身评价东方，而不是根据他们对西方的敌视和区别来评价他们”（参见E.H.Dance , History the Betrayer , Hutchinson of London , 1960 , PP.81—86 , 106 .）。丹斯也谈到了中国文化，“在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有很多传统因素可以很好地与马克思主义相调和”。“无论占统治地位的俄国式的共产主义是否成功，中国的土壤上已经在培育中国的共产主义。总有一天，西方人可能会发现，令他们感到窘困的并不是因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正在成为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因此，为了掌握东方的思想进程，以及受这一思想进程制约的社会条件，即使是在政治上，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的历史积念。而且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和政治历史。除非我们拼力排除思想障碍，否则东方文化在所有形式上都使西方人捉摸不透”（同上，第102―103页）。丹斯在40多年前的预言是相当准确的，值得深刻体味。即使在今天，“反思历史积念”的思想命题，对于在东西方之间建立起对文化差异和独特性的彼此尊重，仍有其启蒙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