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启蒙（下）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当时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认知角度和分析理路有所不同，他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切入思考问题，着重于对民本思想自身加以改造，并从中引申出“民彝”这一特殊概念，用以揭示人性的价值与人性的尊严，以及人的权利。李大钊这样解释“民彝”：“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舜，好是懿德。’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於至善而止焉。爰取斯义，锡名民彝，以颜本志”(《民彝与政治》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他又说，明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然则民彝者，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为形下之器，虚之则为心理之澄，实之则为之逻辑之用也。”这些都是在讲“民彝”的性质。那么，“民彝”具有哪些作用呢？ “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民彝者，民宪之基础”；“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缚民彝”。

　　在李大钊心目中，“民彝”不仅是不可剥夺的，而且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是区别近代政治与古代政治的根本之所在，是宪政的基础，又因为它是一种民之固有、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所产生的创造力是不应受到束缚的。如果我们将“民彝”这样一个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政治哲学概念放到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大背景下解读的话，可以不难看出，李大钊给这个晦涩、古老的概念赋予全新的含义：民彝既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也是人民的权利的象征，这种意志和权利的统一是民所固有的“秉彝”。而以彝释民则更表示民的神圣，因为彝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表示法度、权威。

　　为了彰明民彝，李大钊疾呼：要讲求“为我”、“有我”，树立自主意识、自我权威，从而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他把实现自由看成是一种权利，失却了自由，必然会失去权利。“失却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还认为，缺乏自主意识、“尽丧其为我”的国民“尊重史乘、崇奉圣哲之心既笃 ，依赖之性遂成于不知不识之间”。那些“忧乱思治之切者，骇汗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因而使得“神奸悍暴之夫，窥见国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福，亦遂蒙马虎皮”。袁世凯之所以得逞 ，实是国民“蔑却自我之心理有以成之耳”。

　　李大钊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还集中在对“英雄主义”和“人治”的剖析。如果说西方民主政治传统的特点是重法治的话，那么中国专制政治传统的特点就是重人治（英雄政治、贤人政治）。这是专制主义政治的核心。李大钊的反思始终围绕着这个核心。他从历史观的角度入手深入批判英雄史观，对近代西方思想家的英雄史观作了分析，认为英格兰史学家加莱罗（Carlyle）的英雄论“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今已无一顾值”；美国文学家耶马逊（Emerson）的理论“终以神秘主义为据，以英雄政治为归”，“亦病未能取”。只有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Tolstoy）之说“精辟绝伦，足为吾人之捧喝矣”。因托氏主张“英雄之势力，初无是物。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李大钊反对英雄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英雄，而是在于“杀迷信人治之根性”，“此性不除，终难以适用立宪政治于美满之境”。他还认识到，“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应该说 ，李大钊的这些认识有其重要的思想价值，“杀迷信人治之根性”既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又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的历史问题。

　　然而确实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在曲解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情况下，试图要用所谓阶级性矫正人性，以阶级性压倒人性，蔑视人权，最终把人性问题人为地意识形态化。尤其是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人性更被阶级性和个人崇拜所扭曲。在“造反有理”的鼓噪之下，法制被践踏，人的正当权利被剥夺，从人格上可以肆意对人进行精神和肉体的羞辱。处在那样一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人性尊严自然是根本无从谈起的。今天，当我们直面种种变形乃至变态的社会怪象时悉心想来，这样的人性灾难，恐怕才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为深重的灾难。

　　痛定思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回避这种灾难的消极影响，着实需要结合历史的沉痛教训，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省察。在社会生活中，为什么人们的自我权利意识、公共意识、博爱之心异常淡薄，以至严重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现实社会中，为什么会有人为了谋取个人私利、满足个人私欲，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不惜以身试法？在学术的净土上，为什么一些知识分子竟全然不顾自我身份、社会责任，随波逐流，疯狂地追逐权势、利禄，甚至会堕落到剽窃他人成果，践踏学术尊严？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既说明世人在如何实现自我权利上陷入迷惘，在道德层面尊严意识严重缺失，也证实了当人生观、文明观被极大扭曲后所造成的社会病态。

　　在我看来，医治这种现代社会病态的关键之一是要培育现代公民理性。具体地说，尊严就是公民理性的重要内涵之一。不过，尊严的真正确立是一个过程，它并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靠威权、说教、激情来支撑。它需要在良性的社会氛围中，在法治的有力保障之下，通过切实的对人性、人权和人格的启蒙，通过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培育公民理性的“自尊感”，提高公民修养，使之有思想、明法理、辨是非、知荣辱。同时，也需要给自尊注入更多的公共观念因素，使公众既要学会尊重自我，也要学会尊重他人，尤其是在思想交流中，更应注重调和。同样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道德时，提倡树立“有容之德”，“涵纳他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李大钊独特的思想世界里，人的尊严在于思想，并且体现于思想。他敏锐地觉察到，在思想上，新旧两者需要并存，唯一可行的就是“调和”，“新旧调和”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趋势。这种“调和”有其特定之内涵：“调和者，乃思想对思想之事，非个人对个人之事。个人与个人，意见情感，稍有龃龉，可由当事者以外之第三者出而调停之，和解之。思想与思想，若有冲突，则非任诸思想之自为调和不可。盖其冲突之际，不必有人与人之交涉，即同一人焉，其思想亦有时呈新旧交战之态也。然则欲二种之思想，相安而不相排，相容而不相攻，端赖个人于新旧思想接触之际，自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不专己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斯新旧二者，在个人能于其思想得相当之分以相安，在社会即能成为势力而获相当之分以自处，而冲突轧轹之象可免，分崩决裂之祸无虞矣。”（《调和之法则》，《李大钊文集》上，第552—55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显而易见，李大钊在这里所倾力阐明的实际上是思想上的容忍，也只有容忍，才能体现尊严，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矛盾的激化。可以说，他所揭示的道理，正是中国新文化建设最需要具备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