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引起的反思
工会只管贯彻行政布置的生产任务，不关心工人群众的生活福利，成了行政的尾巴。在建国之初就有反映。毛泽东在1950年12月的批示中，就曾有所批评。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以后，随着层层批判“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工会与行政一鼻孔出气也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应该肯定，全国的工会组织在动员工人群众全力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化建设顺利实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突出了起来。这时，工会组织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相当多数的工会干部并非对工人的正当要求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问题在于，他们是党员，党内有党纪，应该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否则就可能给戴上“工团主义”、“对党闹独立性”或“尾巴主义”之类的帽子，甚至被开除党籍。因此，工会干部往往就变成了两副面孔：在党内，他们对官僚主义的种种规定说“不”，指出它是不正确的，工人的合理要求应当解决；当自己的意见被党和行政否决时，他们在党外又向群众说，那些官僚主义的种种规定是“正确的”，要求工人群众服从大局。结果是，是非不分，两头不讨好。
这样，工人就把工会抛在一边，自己起来要求解决问题了。在1956年的一年中，全总收到的报告和直接处理的事件就达86起之多（罢工29起，请愿57起，其中来全总请愿的24起）。
面对工会脱离群众的现实，赖若愚等全总领导人不能不重新思考如何把工会工作做好的问题。他在1954年发表的《如何对待群众》和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这两篇代表作阐述的中心思想，就是强调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应该开展独立的组织活动，工会组织必须在维护工人群众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工人群众才会把工会看成是自己的组织。
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4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重要问题的通知》。中央提出：为了总结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克服各方面存在的缺点，进一步发扬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中央准备在今年内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对有关工人阶级的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加以讨论。（一）关于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问题。（二）关于职工生活问题。（三）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教育问题。（四）关于企业中党、工会和青年团组织工作问题，必须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的情况，在各方面有所改进。（《中共中央关于研究有关工人阶级的几个问题问题的通知》，1957年4月10日。《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第582―588页。）
此后，全总领导人赖若愚等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先后调研了沿京汉和粤汉铁路的十个城市；访问了山西、陕西、甘肃三个省工会和太原、西安、兰州三个市工会。各地情况，集中反映在《工人日报》记者李峰采访全总办公室副主任李修文写的《工会工作“走马观花”记》、《工人日报》社长陈用文写的《西行纪要》这两篇文章中。文中以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工会工作脱离群众的大量事实，以及工人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现实的矛盾促使广大做工会工作的干部进行反思：人们对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的批判提出了质疑，认为李立三承认工人与国家利益一致，也承认存在矛盾的观点，是对的；李立三认为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上，也没有错；当年并不存在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错误；现在工会干部不敢代表工人的正当利益，坚持真理，因而脱离了工人群众，正是第一次全总党组扩大会议后在工会系统自上而下地批经济主义造成的不良后果。这些意见最具代表性的有：1957年3月，王文兴在全总执委扩大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问题》，丁云：《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什么？》；新华社记者陈苡珠报道：《吉林有些工会领导干部提出党中央和全总应该考虑全总党组扩大会对李立三同志错误所作的结论》。（王王兴：《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问题――1957年3月在全总执委扩大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第537―555页；新华社记者陈苡珠报道：《吉林有些工会领导干部提出党中央和全总应该考虑全总党组扩大会对李立三同志错误所作的结论》，《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第556―558页；丁云：《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是什么？》，1957年3月，《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第559―565页。）
在上述背景下，赖若愚在回答《工人日报》记者提问、1957年5月10日在全总直属机关作整风动员报告中，都明确承认工会脱离群众的现象是严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工会与各方面的关系比较难处。这主要是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工会与党的关系。于是，他提出：
工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强调的。但从组织上来说，工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办事。……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解决得不好，强调了党的领导（这是对的），而忽略了工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赖若愚：〈在全国总工会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的整风动员报告〉，1957年5月10日。《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第599―560页）
1957年9月，中共全国总工会党组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将当时工会工作意见分歧最大的三个问题提交会议讨论：一、关于1951年12月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二、工会“七大”以来工会工作的估价；三、当前工会工作的主要问题。目的是：“辨清是非，统一认识，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好思想准备”。上述三个问题，中心是第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估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对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批判，以及会议确定的工会工作的方针是否是完全正确的。
全总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举行之时，全国范围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已进入高潮。因此，上述第一个问题并没有在会上展开讨论；相反，全总党组在会上指出，几个月来，对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提出的种种怀疑和反对意见，已经在许多工会工作者中间引起了新的思想混乱。对过去工作的成就不敢肯定，对于党组扩大会议所确定的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发生了动摇，对于全总领导以及对党和行政方面的消极抱怨情绪有所滋长。这是思想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在工会内部的反映。这样，对经济主义、工团主义的批判被再次肯定。
在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热潮中，全国总工会前一阶段的整风提出要纠正工会成为“行政的尾巴”的倾向，要照顾工人合理的切身利益等问题，显然又与这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政治气候相悖。于是，在全国总工会系统，开展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可避免。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23日闭幕，5月26日，中共全国总工会党组举行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会议彻底检查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开展了敌我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并通过决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在会上作了发言，全总副主席刘宁一作了《关于批判赖若愚严重反党错误的总结发言》。会议除了把全总的工作人员陈用文（工人日报社长）和秦达远（全总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划为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外，主要揭发批判了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 的所谓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强加给赖若愚：“反对党对工会的领导，向党向政府争夺权力，篡改党的工运方针，崇拜工人的自发运动”；“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运用诡辩的方法，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等种种罪名。结论是：赖若愚、董昕为首的少数领导人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决议》，1958年8月5日。《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第796―804页。）
1979年和1981年，全总党组先后对前述两次扩大会议的决议作了复查，推翻了对赖若愚和李立三的一切不实之词，明确指出，李立三提出的在国营企业中工会工作应该采取“公私兼顾”的方针，“经过三十年来工会工作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证明是正确的”。（全国总工会党组：《对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复查结论》，1981年3月。《中国工会四十年<1948―1988>资料选编》，第1017页。）
早在1951年，刘少奇在读邓子恢、高岗两篇文章写的笔记中就曾指出：（工会是工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的）“如果工会不能实现他们这个目的，如果工会脱离了保护工人利益这个基本任务，那末，他们就会脱离工会，甚至还会另找办法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工会就会脱离工人群众。”（刘少奇：《国营机械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1951年。《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