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的最大失误——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中）

　　一九六〇年冬天，经济上政治上的“左”的错误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党逐渐全面调整自己的政策。先从调整农业政策开始，继而调整工业和科学教育文化政策。前面说了陆定一同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的关系。这些条例都是以纠“左”、尤其是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为特色的，也可以说都是继续被一度打断的由毛泽东那封信引起的纠“左”的努力。

　　然而无论是那封信，还是那几个条例，都没有正面回答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在肯定陆定一在这几个条例中的贡献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它们的这个共同的缺点。倒是工业七十条触及了这个问题，它定了一条：国营工业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过它没有进一步去涉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新闻、出版这些领域的知识分子。当然，对国营工业条例来说，也不能这样要求。

　　应该向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应该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惜，中宣部、陆定一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和需要。

　　但是，形势逼人。这个问题终于还是提出来了。

　　一九六一年秋天，在讨论和贯彻中央关于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的过程中，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今后在中南，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这个宣告，是一声惊雷。

　　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增刊）上立即刊载了这条动态。没有正面置可否，但显然是当作值得中央注意的动态报送的。这个增刊只印送很小范围。

　　一九六二年春天，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决定在广州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于光远以中央科学小组成员和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双重身份，带领科学处的几个人出席这个会，我参加了会议简报工作。

　　一个是七千人大会上动员出气的宽松会风，一个是东道主陶铸在中南知识分子会议上的那个宣告，感染了科技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学院的声学家马大猷，“一马当先”，在小组会上激昂慷慨地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当先的一马，引起奔腾的众马。马大猷这番议论，通过上送的简报报告了会议的领导，又通过在会上印发的简报通报了全体与会者。这就在会上引起了共鸣，引起了回响。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建国这么多年了，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称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一天能够摘掉这顶帽子？”“地主劳动多少年，还规定可以改变成分嘛，我们为什么不能改？”

　　如何面对这个形势，如何回答这些疑问，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

　　周恩来到广州来了，听了汇报，看了简报，召集会议，商量对策。据《周恩来年谱》，“（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 约科学界、文艺界的党内负责人座谈，指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会的有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记得于光远当时告诉我，在会上陶铸说，我是赞成不要再把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在中南地区的会上已经宣布了这一点，但我发的是“地方粮票”，只在地方通行，不是“全国粮票”，不能全国通行。周恩来要到会的一个个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聂荣臻表示赞成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张劲夫等科学方面的负责人都表示赞成。周恩来还特别问了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于说了一番，也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郑重地说：大家都赞成，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大家一起负责啊！

　　第二天，周恩来向科技会议作报告，宣布了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一般地不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周恩来报告还比较审慎含蓄。陈毅快人快语，在他为科技会议和为也在广州召开的戏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宣布：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这个宣告，在会上赢得了多少掌声和眼泪！

　　从广州回到北京，周恩来准备向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其中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如果说，广州讲话已经是中央领导人的正式的意见，那么，政府工作报告更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经全国人代会通过的更加正式的意见。

　　这样一个大快人心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新结论（其实是重申一九五六年已经公开宣布过和党内决议过的旧结论），这样一个经周恩来、陈毅、陶铸、聂荣臻共同决策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同意的结论，这样一个在中宣部内也有许多领导干部表示同意的结论（例如周扬，他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五日的理论批评座谈会上说：俞平伯算什么？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很值得研究，因为涉及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符合实际，还是相反？是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有利，还是相反？陶铸同志没讲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还说我们同知识分子是患难相交，人们都很感动），陆定一却表示不接受。他仍然囿于知识分子以世界观来划分阶级的多年说法，强调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主革命时期，党同全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为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化出去，党保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

　　可能是由于这些分歧吧，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有一句讲到知识分子，却是光头，既没有戴资产阶级之帽，也没有加劳动人民之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