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敌被迫谈判求和，二为被迫撤出朝鲜，三为安上桥头堡一个(大丘、釜山)或两个(汉城、仁川)。如我能歼灭比上一战役更多的美军，则可能出现第一、二个可能，否则为第三个可能。根据今天情况看来，第三个可能性大。……假如打成第三种局面，我意作较长期打算。保留小部(两三个军)配合人民军并撑他们的腰，广泛开展游击战，去纠缠疲惫和消耗敌人……
22日，彭德怀将邓华的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回电指出：“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知道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同时考虑到为以后作战有利于歼敌，不使敌军过于集中，毛泽东提出不但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现不要深入三八线以南，而且在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全部应后撤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彭德怀则回电表示：“……此役，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还须作一番解释。我意既已占领了，如无其他特别原因就占领之，不去威胁汉城，让敌占领。如敌像平壤一样自动放弃，即令人民军一军团前往占领，志愿军集结4至5个军(9兵团在内)撤至三八线以北……”
毛泽东则回电，建议将越过三八线的战役提前至次年1月，认为：“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势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产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毛泽东最后还给彭德怀带来一个好消息，斯大林认为志愿军的领导完全正确，也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主动提议给前线增加汽车2,000辆！
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是基于对当时战场内外的政治形势的分析作出的。两个人都是对的。彭德怀前线统兵，必须从军事家的角度看待问题，毛泽东坐镇北京，必须纵览国际风云，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此时，朝鲜战场上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经过长期的讨论和筹划，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了。
12月初，志愿军乘胜追击时，与敌后人民军主力胜利会师，人民军收拢回来的部队已有3个军团，经过补充后刚刚恢复了战斗力。在胜利的鼓舞下，人民军主力求战情绪很高，中朝军队要正式并肩作战了。两军作战，必须解决指挥的问题。由于指挥不统一，两次战役中都有一些教训。38军因听信人民军部队误报，派113师去保卫熙川以北的军火库，导致延误了断敌后路的时机。人民军的坦克部队向39军误击，让被围的美军24师一部借机南逃，这些情况让毛泽东和金日成都很痛心。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从第一次战役一直到第二次战役快打完才正式解决。
第一次战役时彭德怀希望人民军开辟敌后战场。金日成同意，苏联驻朝军事顾问瓦西列夫不同意，苏联驻朝大使史蒂科夫又认为可以。这么个小战术问题解决起来都如此困难，更别说高度敏感的指挥权问题了。统一指挥问题牵涉到朝中两党、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甚至苏联也夹杂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经反复考虑，让周恩来主持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提议中苏朝各出一个人组成党的三人小组，三方联合指挥。但斯大林此时对驻朝军事顾问早就极为不满，并且考虑到苏方不宜参与指挥，同时也深为钦佩毛泽东、彭德怀的高超指挥艺术，遂复电赞成中朝两军统一指挥，并提出中国指挥员负主责的意见。
老大哥同意了，中朝自然好办。12月，金日成赴京与毛泽东讨论这个问题时表态：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已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