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的条件并不是硬要将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与朝鲜问题联在一起，而是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就侵略了中国的台湾，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打着联合国的招牌侵略朝鲜，因此，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台湾问题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解决等联系在一起考虑。但对美国来说，周恩来所提这些条件无疑是要价太高，美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战场上的胜利给两位领袖的会谈增添了愉快的气氛。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得胜利，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以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
关于战争如何往下发展，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消灭敌人，旨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毛泽东吸着香烟对金日成说：“既然美国人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要奉陪到底。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超过三八线南进？”
金日成则高兴地回答：“对，要乘胜前进！”
从当时战场形势看，志愿军尽管实际困难很多，但是参战仅仅2个月就把美军打得一溃千里，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以及民主阵营的士气大大高涨。这时，志愿军的作战正处于一帆风顺的形势下，如果停止于三八线以北进行休整，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而这时在民主阵营内部，无论斯大林还是金日成，都不希望看到志愿军就此停止。
但是，经历了两次战役后，志愿军虽然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战果，困难却也随之增长。第二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减员已达10万人，第9兵团又因冻伤严重至少两三个月无法参战。全军汽车因空袭和事故损失，只剩下260辆，供应极其困难。此时的朝鲜半岛已完全进入冬令时节，无论半岛南北，气候都异常寒冷。同时志愿军向南挺进，供应线延长，再加上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后方公路、铁路和桥梁遭受破坏严重，物资供给十分困难，志愿军部队经常缺衣少粮。从鸭绿江向前线运送后勤物资不敢走公路，铁路也炸断了，只能靠原始的人力背送。不要说弹药，连战士吃的炒面、穿的棉衣都供不上。东线3个军除了一线的战斗员，上到军师长，下到唱歌跳舞的文工团员、烧水煮饭的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往山上扛粮食，但即使如此，后来计算，东线的粮食只能满足部队最低生存需要的1/2，许多战士都是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饿着肚子在
在西线，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42军一个班，上级发下一双棉鞋，战士们决定，谁站岗谁才有资格穿上这双宝贵的棉鞋。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以南，这双棉鞋竟丝毫无损，然后又被完好地移交给接防部队……
身在前线的彭德怀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对冰天雪地中顽强战斗的将士们的疾苦感受最深，在占领平壤后，
于是，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下一战役的考虑：“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待我充分准备，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这时，苏联驻朝大使提议一气打到南朝鲜去，受到彭德怀的反驳。彭德怀还报告说：“速胜盲目乐观情绪已在各方面生长，‘建议’我军目前仍采取稳进。”
然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的决心已下，他指出此役的必要性说：
“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此点我曾向金日成同志说了……速胜观点是有害的，望设法给以克服。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迫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
与此同时，邓华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因翻车负伤，志司决定让他回国治疗，他临行前致信彭德怀，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三个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