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电学女博士——韦钰

韦钰（1940～），中国第一个电子学女博士，1940 年2 月3 日生于广西桂林。曾入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习，1956 年考入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1961 年在南京工学院读研究生，1964 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 年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亚琛工业大学高频研究所进修。1981 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和博歇尔奖章。同年回国，在南京工学院从事生物医学、电子学、多维成像技术的教学和研究。历任系主作、研究所所长、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医学影像研究会副理事长。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江苏省人民代表。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江苏省及南京市劳动模范。

韦钰在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由于在科研项目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破格评为“最优”，获西德最高的科学研究奖学金——洪堡奖学金。1981 年韦钰用德文写出了长达120 页《回旋管大信号理论的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同届最优秀的分数。回国后，她先后撰写电子学、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专著两种、教材3 种，发表各种学术论文23 篇，1986 年获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先进奖和个人先进奖，获国家科学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国黄河的女儿” 爱，意味着奉献。当17 岁的韦钰刚刚跨入南京工业学院的校园，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叩响庄严的科学殿堂大门时，对于这一哲理的命题，没有过多的思考。她只是觉得，既然自己选择了电子学为毕生的事业，就应该以全部的身心去投入、去奋斗。而后，30 多年的探索追求，她日益领会到这朴素的真理。1979 年，她步入了人生最为辉煌的时刻，开始了短暂而艰难的留学生涯，1068 个日日夜夜，象一本打开的书，每一章、每一节，你都可以看到她那闪光的轨迹。1979 年2 月7 日，韦钰带着祖国——母亲的希望，来到莱茵河畔，用一颗39 岁的心，探索知识宝库里的智慧之光。

一踏上联邦德国的土地，日常的学习和生活都需要一口流利的德语。可是，韦钰虽然学过5 门外语，偏偏德语基础最差。当她进入联邦德国第一流的亚琛工业大学高频研究所工作，和指导老师杜林教授交谈时，她一时什么也听不懂，急得满头大汗。这天下午，韦钰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寓所。一进门，她顾不上吃饭，就捧起一本《德语教材》，一直学习到深夜。她决心用最短的时间，攻克语言难关。

从此，韦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刻苦学习德语。白天，凡是和她专业有关的课她都参加，中午跟助教们一起吃饭，下午和同学们一起上习题课，晚上一起做试验，回到宿舍再继续学德文。为了更好地学习德文，她用节省下来的40 马克买了一台旧电视机，一有时间就打开电视学习语言，直到一点劲儿也没有的时候才休息。到了假期，她主动给联邦德国女学生烧中国菜，请她们给自己讲德语。

经过4 个多月的勤学苦练，韦钰终于攻克了语言难关。她的指导老师杜林教授对她的进步非常满意，她们可以自由交谈了。在联邦德国，很少有妇女学习电子学。杜林教授带过近80 名学生，只有韦钰是女的，而且还是个两个孩子的妈妈。在教室或计算机室里，同事们经常看到她那不知疲倦的身影，一起工作的同事下午5 点钟就下班了，工作了一整天的韦钰则接着坐在计算机前，又开始了新的学习。西德实行每星期5 天工作制，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不上班。韦钰也盼着这两个休息日，她并非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游览异国风光，而是好独立占有计算机。有时候，她竟然从星期五晚上一直工作到星期一清晨。

许多好心的朋友问她：“你作为一个女人，这样苦苦地奋斗为了什么？” 她说：“我是黄河的女儿，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行让人家对中国失望。”

“我不是一个特殊的中国人”

1979 年8 月的一天，杜林教授的助手找到了正在复习功课的韦钰，向她提出一个她从未想过的问题：“您愿意不愿意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这是多少人日思夜盼的头衔呀！不用说取得博士学位，就是获得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也并非易事呵！现在，韦钰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心里自然很高兴。但她却平静地回答说：“请允许我考虑考虑。” 韦钰立即给南京工业学院的领导写信作了回报。她担心如果攻读博士学位，既要延长学习时间，又要多花国家的外汇。不攻读吧，不仅失去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而且也失去一个为祖国赢得荣誉的时机。一月余，韦钰收到了南京工学院领导的回信。信中说：“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和学校的荣誉问题。哪怕再延长一年、二年，你也要完成这个任务。学校领导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中国第一个电子学博士。”

艰苦的奋斗拉开了帷幕，韦钰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 攻读博士学位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写出高水平、有份量的博士论文来。一直处于紧张中的韦钰更加紧张了。一天，韦钰觉得自己脑袋发胀，好象全身的血液一齐向头部涌似的。突然，鼻孔里流出了许多鲜血.. 韦钰悄悄地走进了医院。医生在诊断书上写到：“请休息，建议住院手术治疗。”

韦钰回到了学校后，心情久久没有平静下来，她暗暗地思付着；一住院不是什么都耽误了吗？不行，现在是争分夺妙的时候。不休息，吃中药试试看吧，也许能挺过来。”靠着顽强的意志，她终于挺过来了。

又是星期五了。

杜林教授的助手找到韦钰：“这是明天音乐会的票子，是教授让我送给你的。他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下。” “好的。请替我谢谢教授。” 可等来人一走，韦钰就把音乐会的票子给了别人。事后，教授很生气，因为音乐会的票子很贵，买到一张也很不容易。“教授，我知道您的好意， 可我一进了实验室，心就被计算机俘虏了。等我的工作做完了，一定去听音乐会。”韦钰找到老教授虔诚的道歉说。

老教授看着这位得意门生，心疼地说：“我只怕你累坏了身体。不能不注意一下身体呀！”

韦钰又投入了紧张地工作。经过8 个月的顽强拼搏，她用德文写出了长达120 页的博士论文，而她写的草稿纸堆起来有两尺多高！ 1981 年6 月16 日，韦钰的博士论文通过了，并且获得了校长亲自颁发的博歇耳奖章。博歇耳是亚琛工业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博歇耳奖章只授予成绩优秀的学生。这一届同一系里攻博土学位的学生有几十名，但获得此奖的只有两人，韦钰是其中之一。“你是获得博歇耳奖章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我向你和你的祖国表示祝贺！”在结业仪式上，校长亲切地握着韦钰的手说。

会后，许多朋友来问韦钰：“像这样的人，在中国一定很不多见吧！” “不！我不是一个特殊的中国人。”

从无路中走出一条路来

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韦钰从攻读博士学位的那天起，就下决心从无路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假期到了，亚琛大学友好地表示要请中国学者游览西柏林，被韦钰婉言谢绝了。在这时，杜林教授交给她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曾令其他国家来的进修学者和一些学生望而生畏。经过艰苦的努力，韦钰很快就完成了这个题目的计算。接着，她又出色地完成了杜林教授交给的另一个题目。杜林教授看着韦钰的计算结果，心里满意极了，他对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韦钰是我最出色的合作者！”

韦钰在电子学方面超群的才华和潜力，使她赢得了事业上的成功。1980 年初，韦钰荣获联邦德国最高科学研究奖学金——洪保奖学金。事业上的成功，更坚定了她为祖国争光的信念。韦钰的博士论文《回旋管大信号理论的研究》，比美国、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她的论文在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后，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注。优厚的待遇、热情的挽留，都没有打动韦钰的心。她在给亲人的信中曾写下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金屋好、银屋好，还是自家的木屋好。”表达了她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之情。

在回旋管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绩之后，韦钰突然来了个180 度大转弯， 向新兴学科——生物电子学领域冲去。杜林教授目睹着韦钰在研究学科上的转向，真有点迷惑不解了。老教授以长者的口气关心地对韦钰说：“你在这里学习还仅有半年，短短的时间去开辟一个陌生的领域，那困难是很大的。” 韦钰诚恳地告诉老师说：“国家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个人的成绩就在国家的需要之中。”其实，韦钰自己心里明白，回旋管的实际应用范围很窄，而生物电子学的实际应用相当广泛，但在我国还基本上是个空白。一个敢于从无路中走出一条路来的人，怎能不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1981 年底，韦钰把凝聚着心血和汗水的博士帽遗弃在了联邦德国，满怀振兴中华的豪情壮志，带着用自己节省下来的12000 马克购买的200 公斤科技资料、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系统，回到了她阔别3 年的祖国，又开始了新的跋涉。

韦钰，这个中国普通的女性公民，把自己同伟大的祖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把人生溶进了伟大的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