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６年５月２３日，湖南长沙各校的学生愤然罢课了。他们不顾官府的威胁阻挠，身着素服，手执白旗，排着整齐的行列，唱着悲壮的挽歌，簇拥着灵柩，分从朱张渡、小西门横渡湘江，向风景秀丽的岳麓山进发。经理丧事的革命党人，一路上不断向群众演说革命道理，参加送葬的各界人士越来越多。面对这支首尾十里，人数逾万的送葬队伍，“沿途军警，为之震慑，呆若木鸡，莫敢谁何”（《湘江评论》第四号）。人们“自长沙城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同上），肃穆悲壮的气氛笼罩着整个长沙城。人群中有人发问：“这是给谁送葬？”旁边有人回答：“陈天华！”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号过庭，又号思黄，１８７５年生于湖南新化县下乐村。父亲陈善是个落第秀才，母亲在他约十岁时去世。幼年时代的陈天华，因家境穷困，不得不为别人放牛，或提着小篮到处叫卖，直到十五岁才开始进私塾读书。陈天华自幼勤奋好学，入学前跟着父亲识了不少字，九岁便熟读《左传》，被誉为“神童”。他特别喜爱当时在民间流传的弹词、小说，常读《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书。在街上叫卖糖果时，他经常捧书贪读，以致糖果被孩子们拿去吃掉他还不知道。他有时还摹仿编写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这些为他后来成为通俗宣传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１８９６年，陈天华随父亲来硝新化县城居住谋生，仍以做小贩维持生活，后经人帮助得以进资江书院读书。戊戌变法期间，又考入新化实业中学堂。当时正值维新运动在湖南迅速开展，加之新学广为流传，使他受到很大的启迪。维新运动的潮流，促使他对祖国的历史发生浓厚的兴趣。为读《资治通鉴》，他几乎废寝忘食，数月之间，就通读了这部卷佚浩繁的史书。在当时进步教师指导下，他努力“研究历史兴衰之故，方舆夷险之道，与典章制度之原”，往往多有所感，“下笔便数千万言”，（《近代史资料》１９８１年第一期，１９９页）在同学中显露出超群的才华。他入学后的第一次作文《述志》，以“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布衣终老，名山著述”（《湖南历史资料》１９５９年第一期，１３１页）的报国志向，博得了老师的赞赏，被评为一等第一名。在校期间，经常“拾阅新学中书报残纸，慨然欲任天下事”（徐福初：《对陈烈士蹈海之感叹》，见《新民丛报》１９０６年第２号）。这时，陈天华已立志投身于挽救祖国危亡的革新实践。
１９０３年初，天华由实业中学堂以官费资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四月，沙俄帝国主义无理违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不实行第二期撤兵，制造借口，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并向清政府提出了新要求，企图实现其永远霸占东北三省的野心。在祖国危亡的险恶形势下，在日本留学生中，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天华积极投入了这场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他满怀悲愤，挥笔写下了《敬告湖南人》一文，号召同胞“万众一心，舍死向前”。文章邮回湖南各学校，其爱国感情之炽烈，催人泪下。
为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日俄矛盾激化，在战云密布，东北危急的情况下，陈天华于十一月毅然只身回国，勇敢地投身国内的革命洪流。
１９０４年２月，陈天华同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了华兴会，积极参加谋划反清起义。他化名前往江西游说巡防营统领响应起义，还参加了联络会党，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活动。当年８月，湖南浏阳普集市举办牛马交易大会，哥老会也趁此人物会萃之机举行拜盟仪式。陈天华、刘揆一等受华兴会会长黄兴的委派，前往参加，并同时举行授衔仪式，向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授以少将头衔，赠送了枪支和马匹。与会者同声宣誓，情绪高昂，观者如堵。此举在哥老会中影响很大，不久便有十余万哥老会员相继加入华兴会的外围组织同仇会。
革命党人原定于这年旧历
１９０５年７月，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的发展一日千里，日本成为革命党人在海外的重要活动中心。清政府极为惶恐，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生对此非常愤慨，八千人群起抗议。日本部分报刊对中国留学生的正义行为进行冷嘲热讽，《朝日新闻》甚至以“放纵卑劣”的语言进行攻击。对此，陈天华义愤填膺。他主张全体留学生立即回国，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鉴于留学生中意见不一，会馆领导人不肯负责，为使大家“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陈天华决心以自己的生命来激励大家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决心，他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多字的“绝命书”和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的短信后，于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８日凌晨，投日本东京大森海湾壮烈殉国。时年三十一岁。
陈天华短暂的一生，是为宣传同胞反帝爱国而奔走呼号的一生。他以笔为武器，经常闭门急书，撰写革命救亡宣传品，被同志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一生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通俗的小册子和政论文章。其中尤以《猛回头》最为著名，产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是辛亥革命宣传战线上的奠基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