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误识“时务”

    俗语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意思是能认清形势或潮流的人才是英雄豪杰。何谓“识时务”？诸葛亮未出隆中，预知天下三分是识时务；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毛泽东就在他的《论持久战》中预言，抗日战争将是“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是识时务；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顺利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也是识时务。

    但不知从何时起，这句话却被某些人加以庸俗化、极端化地曲解，成为免遭非议的“挡箭牌”、明哲保身的“护身符”、待人处世的“灵丹妙方”。在一些人眼里，追求个人利益成为他们最关心的“时务”，以至于是非、善恶、美丑混淆，明哲保身、患得患失，当说的不说，该做的不做；没利的事不办，没有好处的工作不做，哄领导开心，能升官就行。捕捉和研究这样的“时务”，反映了这些人在“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的大问题上失去了准则，在看待和处理利与义的关系上出现了迷失，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构建上出现了扭曲。识如此之“时务”且自诩为“俊杰”的人，恐怕最终难免为“时务”所累，甚至滑向腐化堕落的深渊。

    “识时务”者是否为“俊杰”，关键要看“识”的是什么样的“时务”。我们提倡的“识时务”，是指能够认清并顺应客观形势，而绝不是只为一己私利而随波逐流、见利忘义、应时附势。怎么“识时务”，关键在于出发点是在公还是在私。公而忘私者方为“俊杰”，损公为私者哪里谈得上“俊杰”，充其量只能叫作“奸猾”。“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屈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他们识的都是鄙弃私利的“时务”，因而名垂青史，启迪后人。而卖国求荣的秦桧、贪赃枉法的和珅、倒行逆施的袁世凯等误识“时务”者，哪一个不是臭名昭著、遗臭万年？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即应该识的“时务”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就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正廉洁的好干部范匡夫、“值得托付生命”的军医华益慰、“思想技术双过硬”的试飞员李中华等，都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本职岗位上弘扬真善美，抵制假恶丑，他们不愧是识“时务”的“俊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以这样的“俊杰”为榜样，经常修正自己的人生坐标，切莫误识了“时务”而误人又误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