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发展观：开辟发展理论的新境界
二战以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成为世界范围内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西方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韦伯、亨廷顿、罗斯托、布莱克以及英格尔斯等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看来，世界现代化是以西方化为标准的历史过程，每一个民族都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直线中的某个环节上。非西方国家仍然处在传统社会阶段，而这个阶段正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二者之间的差异只是历史进程的先后与快慢而已。
罗斯托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把现代化历史过程划分为五个依次演进的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 "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也将依次经历这六个阶段，所不同的只是由于非西方落后国家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实现经济起飞更加困难。同时他极力主张在社会制度上也必须效仿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在非西方后发国家现代化问题上，亨廷顿也极力主张要遵循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他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始于传统阶段而终于现代阶段。这样就可以根据一个社会在现代化之路上已经走了多远来对其进行比较和确定它的发展水平。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的领导权以及具体的现代化模式在不同的社会中是不同的，但所有的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基本阶段。”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看来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原因在于其社会缺乏"内在变迁"动力。这种现代化的原动力包括“科学革命(现代科学与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主义)。因此，后发展国的现代化必须首先输入这种原动力，否则，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产生。”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揭示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不平衡性和相互制约关系；以及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革命的过程、系统的过程和全球性的过程等，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借鉴作用。但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欧洲中心论"和"单线进化论"，旨在推广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渐序"发展观。这对于非西方后发国家来说实际上是一个陷阱。因为，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非西方后发国家只能把现代化的目标限定在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实现了的工业化，先工业化后信息化；完全靠移植西方文明，而忽视自我创造；按照"外因论"的原则，继续接受"新殖民主义"政策。那么非西方后发国家就必然像依附论所揭示的那样会陷入依附性发展的悲惨局面；面对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即工业文明走向知识文明，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况将更加难以改变。正是由于西方现代化理论违背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客观规律，曾使许多接受这一理论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遭受了失败。
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相反的，以多斯桑多斯、弗兰克以及阿明等为代表的依附论者认为，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是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一种基本方式。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正是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殖民主义"政策，利用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控制和剥削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结果。核心化与依附化、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它在造就"中心"国家发达的同时，也造成了"边缘"国家的欠发达。多斯桑多斯还揭示了依附的具体形式是"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技术——工业依附"。依据这样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只有割断与宗主国的联系，与资本主义体系"脱钩"，按照"独立自主"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才能最终摆脱依附关系。阿明指出："对于外围国家来说，它们的抉择事实上是这样的：或者是依附发展，或者是自主中心发展，这在形式上必定是创新的，有别于当前的发达国家。在这里，文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再次出现：外围国家不能仅仅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它必须超过它。"多斯桑多斯则从社会制度层面来揭示摆脱依附发展的对策，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是向法西斯发展的强权政府，要么是朝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民革命政府。在矛盾的现实当中，中间道路的解决方法已经表明是行不通的。只是空想而已。"应当说在认识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上，依附理论不仅具有批判性，还具有创建性的品格；不仅分析了不发达和依附发展的原因，还提出了摆脱依附发展的对策，这些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它过多地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制约性，而忽视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的促进作用，看不到后发优势，看不到世界普遍交往对后发国家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的积极意义；它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要赶超发达国家，却不懂得怎样从人类文明转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世界普遍交往的特殊历史背景，来构建自己的赶超方略，最终还是从一种困境陷入了另一种困境，依附论实质上是一种走向封闭的"独立"发展观。
沃勒斯坦等世界体系理论者在其主要著作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中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会自然生发出世界体系的核心、半边捶和边捶三个不同层次，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世界供给超过有效需求时，世界经济就进人停滞的时期。这时核心国家减弱了它对边睡、半边睡国家的控制和剥夺，从而使这些国家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发展而实现地位的变迁。但是，在世界体系中，核心、半边睡和边捶的结构在一定时期内是静态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核心国家只是少数，有一些国家处于半边睡的地位，而许多国家只能处于边睡的地位。世界体系理论由于它过分地强调了后发国家对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结构的依赖性，而无视后发国家自身的创造性，不了解人类文明形态转型及其普遍交往对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真实意义以及找不到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行性对策，使得它的普遍联系理论被其结构决定论和历史循环论所窒息。世界体系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循环性的"依附"发展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西方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论"或是"世界体系理论都没有走出自身的理论困境。因此，应当用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观来解答当代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性难题。综观马克思和思格斯对跨越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如下基本观点。
第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一元与多元、连续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伴随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而导致的世界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不同文明形态的相互冲突，这是后发国家选择跨越发展道路的客观依据。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人类社会发展也是如此，就人类文明总的历史进程而言，人类文明总趋势是向前的，这是一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同一历史阶段，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在发展的方式和道路上显示出差异性来，人类文明会因此而出现多样性、多元化的格局。他认为，由于东方落后国家自身社会结构和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它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这条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就是跨越发展之路。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渐进的、量的连续性增加，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质态的转变，使文明发展呈现出非连续的阶段性来。不同国家在文明进程中不仅有量的差异，而且还有质态的不同。正是这种质态差异和不平衡发展，导致了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相互冲突。换言之，在一个具有普遍联系和交往的开放性世界体系中，先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提升，必然会对其他后发国家产生相应的影响。"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意味着传统文明形态已经处于"瓦解过程"，如果后发国家仍然采用渐序发展方式，必将遭受由于传统文明形态内在矛盾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对于先发国家来说，是由一个发展目标转向了另一个发展目标，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可以继续沿用原有的渐序发展方式，而对后发国家来说，面对的是双重发展目标和任务，需要同步进行；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客观上已经决定了后发国家只能通过两种文明形态互相融合协同并进，在加速历史进程的同时，实现文明形态的提升。因此，面对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后发国家必须舍弃渐序发展方式而选择跨越发展方式。处在19世纪末的俄国等非西方相对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马克思看来就在于其"特有的历史条件"，即"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所以，"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第二，当历史成为世界史，世界处于普遍交往的时候，生产与交往必然会产生互动作用，这种互动作用是后发国家跨越发展得以可能的现实依据。当人类文明形态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后发国家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实现其跨越发展。因为伴随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型，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交往也由原来相同质态的交往变为不同质态的错层交往，使后发国家虽然未走完原有文明形态的全部历程，却拥有了与先发国家相同的发展平台。先发国家高层次文明可以通过这种错层交往形式对后发国家展现出其示范作用，使后发国家从中吸取先发国家的文明成果，并将两种文明形态相互融合和嫁接，从而加速历史进程，实现文明形态的提升。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依据这种错层交往而认为，"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第三，人类文明形态是多层面的，既可以表现为社会制度层面，也可以表现为生产力层面，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的只是社会制度的跨越，并不涉及生产力的跨越。其实这是对马克思和思格斯跨越发展思想的误解。应当说生产力跨越是马克思和思格斯关于社会制度跨越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提出的社会制度跨越首先是基于后发国家生产力跨越的需要，那时世界生产力形态处于重大转型时期，先发国家已经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后发国家急需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以提升自己的文明形态。而处在较高文明形态的先发国家由于社会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已经显示出其社会形态转型的必然趋势，这使后发国家有可能通过社会制度的跨越来为生产力的跨越开辟道路。马克思说：俄国"农业公社""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在反驳否定跨越的可能性的观点时又进一步指出： "可以问他们，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也可以问他们，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制度能否实现跨越，最终还取决于它能在多大限度上占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是否具有新制度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认为"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
列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继承者、发展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思想的实践者。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在世界普遍交往的背景下，后发国家必须遵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俄国正是遵循了这一规律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逐渐意识到跨越发展并不能等同于跳跃发展，在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跨越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有一个反映跨越发展要求的"中间环节"。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和方法。正是基于对跨越发展内涵认识的深化，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列宁还深刻认识到，跨越发展要得以实现，必须重视发展与交往的互动作用，加强同发达国家的交往，学习借鉴其文明成果；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而且认为："要继续前进并学会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头等的最主要的任务。"
可以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和晚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包含着丰富的跨越发展思想。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所揭示的虽然是社会形态的跨越，是社会革命的跨越道路，但却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社会转型是跨越发展的历史前提，实施跨越发展战略的本质在于发展道路的创新。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新贡献在于他深刻地揭示出了，社会制度的跨越不仅要依赖于生产力的跨越，还必须与生产力的跨越发展相适应。他一方面把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方位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规定，强调在发展问题上，"要拿国际水平的尺度来衡量"，"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而从知识经济和新全球化的时代高度，对西方后发国家发展理论做出有效回应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生产力跨越发展的伟大战略构想。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首先做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发展"的战略决策，中共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从而构成了完整的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对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概念，
并从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相统一的视角对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内涵做出了科学的规定；深刻揭示了当代后发国家跨越发展的历史条件、实践基础、主要特征，尤其是中国生产力跨越发展道路模式和实现机制；回答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和拉美理论家们所回答不了的关于非西方后发国家应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历史性难题，使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能够再展时代风采。
（来源：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