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到实处的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文明

    近日，团省委下发了《关于深化青年文明号服务软环境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团组织、各行业单位广泛开展“深化青年文明号服务软环境”活动。已经持续多年的青年文明号的创建与发展，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职业群体，更重要的是传播了现代职业文明，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软环境的建设。

    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文明被落到实处之后，我们首先可以想到的是处在一个特定职业的个体所具有的能力以及水平，这是我们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老话一直比较在意的正当理由。常常出现在各行各业的岗位练兵以及培养各自行业的能手这类有组织的行动，明确地表达着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见解。青年文明号的创建与发展，同样以此为出发点。

    接下来的事情，就职业这两个字而言，我们需要一个完整而指向明确的程序，以使我们的精湛技艺既能充分地表现自我，又能于他人乃至社会有益。在极端的意义上，这一层意思可以顺理成章地导向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银行点钞能手，至少在其小集体内，是充分地排他的。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把这个钱数得这样好。这样的排他有时可以促成某种技能趋于尖端，如同旧时代师徒之间常常有所保留的传授那样，高人可以一代一代地出现；但是也可能走向反面，同样以旧时代的师徒传授为例，我们知道有些技能后来传不下去了。这个与某一职业的延续关涉甚大的程序，现在被我们称之为经营管理。

    在这个程序的出现与完善的过程中，职业道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关于道德，在伦理学课堂上有许多种言之成理的有关起源与完善的说法。其中一种易于被我们接受的说法与古老的中庸之道相关。美德常常居于两种罪恶之间。相对于可以预期的后果，无所作为是一种罪恶，肆意妄为也是一种罪恶。于是美德与适度的有所作为相关。开着汽车到街上横冲直撞当然是一种罪恶，但是因此罪恶而彻底杜绝汽车出行则导致了另一种显而易见的罪恶。与职业二字有关的交通法规的出现，因此具有了与美德的恰当关联。当然，这一见解也有其局限性。在一本名为《媒介公正》的新闻理论著作中，作者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想办法对付一名编辑的记者不能在杀了他或者烧了他家的房子之间，做出在一条偏僻小巷里将其打昏的选择。中庸所表明的是几乎所有问题都有一个可以靠拢的中心，但是有些问题却没有可以靠拢的中心。

    在这个意义上说起的美德有时过多地具有个性化的意味，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如果这样的自我约束可以落到实处，与群体以及社会相关的道德会自然而然地萌生出来。法国哲学家摩莱里认为，道德的真正基础是自爱，“就是以简单而无害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生存的持久的愿望。”而与此同时，人的需求和满足需求的能力是不平衡的，能力总是稍落后于人的需求。这种需求和能力的矛盾促使人们自觉地结成各种社会联合体，去求得满足那些单靠个人的力量绝对不能满足的需求，进而促成社会的发展。

    摩莱里所表达的这层意思多少有些遮遮掩掩，我们可以在他的前提下再进一步。依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社会两个字为出发点，所有的人都不是孤立的。于是，自我满足与社会需求之间脆弱的界限可以轻易地被我们打破。所谓职业道德，就应该这样被我们表述：做好本职工作即是对社会承担起了一份责任；抛开本职工作这一层面，我们同样有理由对社会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所以，一名警察在抓过坏人之后，又去扶老携幼，照顾辖区里生活困难的张美丽和她三岁的儿子，还主动清扫单位门前的积雪，劝解正闹矛盾的两口子，这些看似不挨不靠的事，其实并不矛盾，而是和谐的，顺理成章的。

    其实说到职业道德以及职业文明，还有一个问题容易被我们忽视。很多时候，职业价值观与广义的权力相关。比如一名记者，在常规的采访与报道之余，对新闻素材的取舍与写作风格的坚守，常常导致大不相同的结局；一名银行工作人员，在窗口已经排起长队的情况下，有可能仅仅因为个性，坚持着要把办公桌擦一遍再开始营业。与新闻从业者、律师、工程师、银行工作者、司法人员等职业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纠缠在一起的职业文明以及职业道德，是更其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期待着通过我们的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情形会逐渐好转起来。

    依托着我们的智慧，我们所期待的未来，总是有着完美的外观。未来应该就像纳西族的创世神话《人类迁徙记》说的那样：“他们啊！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布满了天！地上的青草那样长满了地！儿马的鬃毛一样地成长！芜菁的种子一样地繁殖！他们的井水是满满的！他们听到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后代光辉灿烂，万世繁昌！”（薛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