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案件剖析——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然而，这名共和国的原最高药监官眼中，不是重如泰山的责任，而是多了“寻租”本钱——近十年时间，他以权谋私，直接或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款物合计649万余元。面对责任，他玩忽职守，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文号……

    2007年7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郑筱萸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执行死刑。

   肃贪·反腐风暴席卷药监界

    事实上，中国药监界的腐败之风，早已引起了中央纪委、监察部及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郑筱萸离职前后，一场反腐风暴在中国药监系统迅疾掀起——

    2002年，原浙江省药监局局长周航因受贿折合约400万元被判死缓，成为中国首位落马的省级药监局长；

    2005年7月，郑筱萸退休仅半月余，曾担任其秘书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及妻子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

    2005年11月，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被捕；

    2006年1月，同样曾担任郑筱萸秘书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和该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被立案调查；

    2006年11月，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刘永久被捕；

    2006年12月，因涉嫌受贿，郑筱萸及其妻儿被正式立案调查……

    “对郑筱萸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2007年1月24日，听取了监察部就郑案调查的情况汇报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求。

    随着调查深入，郑筱萸涉嫌受贿数百万元、药监工作严重失职渎职的“权力黑幕”被层层撕开。此后，他受到行政开除处分，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开除党籍，并被依法逮捕……

    庄严的法庭上，一审法院认定：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8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非法收受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法院还认定，郑筱萸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犯有玩忽职守罪。

    郑筱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年6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郑筱萸的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死刑。

    对郑筱萸案件的查处，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严厉惩治腐败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体现了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重视。

    寻租·“权力家庭”受贿649万余元

    在郑筱萸高达649万余元的受贿簿上，最多的一笔来自浙江某集团公司：1997年至2006年，郑筱萸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李某某以顾问费、股份收益等名义给予的财物共计292万余元。

    9年间，从每月2000元的顾问费，到一笔免去近200万元住房首付款，随着郑筱萸的权力扩展，其与家人的受贿行情“水涨船高”。

    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郑筱萸的权力，却成了他与家人共同获利的“摇钱树”。

    药商投之以桃，郑筱萸报之以李。2000年夏，浙江一制药公司负责人得知国家鼓励生产某种新药，便找到了郑筱萸。7月18日，郑筱萸对该公司直接送来的申报项目报告作出批示。不到一周，药监司就“飞速”地发文同意。为此，这家药厂的负责人特意将郑海榕约到香港，送给他一张100万元港币的现金支票。

    当检察官讯问郑筱萸：“如果郑海榕不是你儿子，他们会送他100万元港币吗？”郑筱萸回答：“我想不会。因为他们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送钱的。”

    错位·首任“掌门”玩忽职守

    1998年3月，伴随机构改革，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司等合并组成副部级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医药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出任首任局长。

    国家设立这一新机构的初衷，是按国外成功经验将药品收归一个行政部门统一监管，更好地保证13亿民众的用药安全。新机构的成立，也给了人民群众莫大的期待。

    不幸的是，新机构首任“掌门”郑筱萸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忽视了肩上的千钧重担——十几亿中国人的用药安全。

    郑筱萸的目中无“责”，在2001年到2003年一项被他称为“浩大工程”的专项工作中暴露无遗。这一名为“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涉及许多种药品，直接影响全体中国人用药安全。

    如此重大的全局性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没有局部试点，没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甚至没有经过局党组和局务会议集体讨论。2001年4月10日，郑筱萸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自己大笔一挥，签发187号文件，启动了换发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

    由于换发文号工作量太大，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87号文件出台9个月后，郑筱萸又大笔一挥，签发了582号文件，从实质上降低了药品审核标准。

    在审核降低标准，仅进行形式审核和抽查的情况下，专项小组还是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条件、不应换发的药品。这些药品的资料被工作人员放进红色夹子，称为“红夹”药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的有关文件规定，这些药品应该以假药论处或撤销批准文号。然而，郑筱萸没有经过局里集体讨论决定，擅自同意注册司的请示，让审批底线被再次突破。

    法庭上，郑筱萸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把违规的药品变成了合法的药品。

    黑洞·“带病”审批留下隐患

    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本是提高人民用药安全的“民心工程”。因为郑筱萸的玩忽职守，变成了“带病”审批。

    专项工作进行中，药品造假的举报不断，其中包括吉林某公司生产的注射药品。该药品被举报原始材料造假，一直未获得换发。2004年6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派人到当地调查，没有找到原始档案。调查组由此建议：缓发批准文号。

    然而，郑筱萸亲自指示：注册司先给换发批准文号，再继续调查。

    此后一个月，工作人员终于查清，该企业的确是通过造假方式取得的原始批件。虽然郑筱萸批示要处理此事，但当有关部门提出尽快处理的请示，却在他手里没了下文。

    一年后，郑筱萸从“掌门”位置退休，这个造假获得的批准文号仍未被撤销。

    郑筱萸受贿渎职“示范”在前，药监系统内的一些人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为企业跑关系、帮企业办事情上，权力异化，出现了一批“蛀虫”。一些药监官员以各种名义投资、入股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中获利；有的在药品注册中与中介、企业勾结，买卖资料，造假，倒卖批文等。

    吉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于庆香，为企业违规办理药品批号，受贿上百万元；陕西省药监局原助理巡视员米养素，因涉嫌在2002年药品换号工作中收受企业贿赂，被省纪委立案调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为多家医药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受贿款物折合人民币百万余元，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2007年7月6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警钟·腐败分子不容藏身

    “郑筱萸被判死刑！”

    一审消息一经公布，便成为各大新闻媒体、网站的热点话题。公众纷纷留言表示支持：对于药监系统出现的问题，郑筱萸难辞其咎。这个结果，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最好证明。

    “郑案的审理，寓国家反贪决心、坚持适用法律平等原则和遵循法治规则于一体。”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认为，这显示了国家以法治手段惩治与防范贪贿犯罪的决心和理念。“即使对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一样严惩不贷。”

    2006年以来，为消除郑筱萸等人严重违法违纪造成的不良影响，药监部门开始大力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维护群众切身利益。2006年9月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已换发的药品批准文号开始全面清理。截至目前，该局先后组织72个工作组，现场核查药品品种，撤销不符合规定的注册申请和药品。

    针对郑筱萸等案暴露的行政审批漏洞，为期5个月的新一轮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取消和调整工作目前正在开展，以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源头防腐。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中央强调，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依照党纪国法，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郑筱萸案又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警示：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