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激气，就是要通过军事的正确运用，以打胜仗来激励士气。战时使士气的旺盛的最好方法就是多打胜仗，少打败仗。长征初期，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连连受挫，湘江一战损失过半，红军的士气低落到极点。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指挥下，红军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士气一下子又振奋起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持久中的速决”时，曾经指出：“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的沮丧敌人的精神，振奋我军的士气”，“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徐向前在回顾战争历史时深有感触地说：“一个指挥员，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打有把握之仗，打胜仗；万一打了败仗，也要争取不吃大亏。否则，连吃几个败仗，死伤一大堆，再有战斗力的部队，也会把士气打下去的。”
以战激气，首先就要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毛泽东关于“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的思想，是科学的战争观指导战争的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军战略战术的一大特点。这一思想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
毛泽东全面地、辩证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两重性，即既有强大的一面，又有虚弱的一面，并形象地喻之为，既是活老虎、铁老虎，又是死老虎、纸老虎。毛泽东也分析了我军的两重性，即既有弱小的一面，又有强大的、有利的一面。敌我双方的这些特点规定了敌强我弱的相对性及其转化的可能性。对敌人既藐视又重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藐视敌人，就是要看到敌人的弱点，增强敢打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都应当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重视敌人，就是看到敌人的优势，增强备战意识，把战争准备建立在对付可能出现的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的基点上。这两个方面都是战斗精神的内在要求，充分体现了革命胆略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勇敢与谨慎的统一，大胆行动与周密部署的统一，敢于胜利与善于胜利的统一。
从战略上对敌人估计过高，往往会出现悲观思想，产生失败主义的情绪，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有人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抗日战争时期有人散布“抗战必败论”等，都是典型的例子。针对这些悲观主义的论调，毛泽东先后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形势，增强革命和抗战的信心。战略战术上的轻敌思想，同样危害巨大，解放战争后期我攻击金门岛失利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央军委在《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中指出：“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通报要求“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不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重视敌人就要坚持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就反复提出，要力戒浪战，不可轻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抗战中，他又指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解放战争时期，他明确提出“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并将它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这一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在作战部署上须以争取胜利为原则，“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二是对战争要有充分的准备，“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三是“总以打胜仗为目的”，有准备无把握的仗以不打为好，准备不充分而战机已临、歼敌有把握的仗出手要果断。
以战激气就要注重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战争中军队的主动权，就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作战取得主动权对激发士气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尉缭子》提出“凡夺者无气”，就是说凡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军队就会丧失士气。反之，“能掌握主动权，就证明军队或者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指挥艺术上具有优势，而且在一切失利和退却的情况下，除了决战失败以外，这也可以维持士气。”所以如此，是因为主动是军队的命脉，军队失去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支军队就失去了行动自由，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接下来的命运就是走向失败，这样的一支军队士气必然不高。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一直为军事家所重视。中国古代的“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故善用兵者，夺人而不夺于人”等用兵格言，说的就是主动权的重要性。若米尼曾说：“如果兵法就在于把主力用到决定点上，那么这个原理的首要手段，显然就是夺取主动权。”恩格斯在谈到主动时说：“你可能被迫退却，你可能被击败，但是只要你能左右敌人的行动，而不听任敌人摆布，你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毛泽东对主动权问题作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衡量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战争主动权的获得与保持，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战争力量的优势，这一点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涵，最典型的是战争制权理论；二是正确的主观指导，对战争指导者来说，这一点至为重要。毛泽东关于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论述和实践中，最主要的原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原则最早完整提出于1947年4月晋察冀野战军进行正太战役期间，毛泽东针对敌企图沿平汉线南援，寻我作战的部署，指示晋察冀部队实行这一完全主动作战的政策。同年7月，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分兵四路打入敌后而置正面之敌主力于不顾时，再次提到这一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几次阐述这一原则。他说，打仗没有什么神秘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又说，我们的打法：我能吃下你时，就吃你，吃不下你时，也不让你吃我。
以战激气还要注意把握枢纽、打敌重心，通过抓住敌人的要害、给予敌人决定性的打击来激励士气；慎重初战，初战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通过打乱敌人的战役布势、破坏敌方作战企图、创造续战的有利战场来鼓舞我方士气民心；集中优势兵力或火力，通过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来振奋官兵的斗志等等。需要指出的是，以战激气需要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军事艺术是柔性的，灵活多变，而战斗精神则是刚性的，气宜鼓不宜泄，两者有时会发生矛盾。克劳塞维茨曾在著作中专门强调过这一问题。他在讲到防御方法的缺点时说：
“第二个缺点是精神方面的影响。统帅常常必须不顾这种影响，坚定地贯彻自己的计划，同时必须顶住那些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的人所起的妨碍作用。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因此就是可以不加重视的幻象。它不是一种只对某一点起作用的力量。向本国腹地退却有时固然也能很快就为民众和军队所理解，甚至能够加强他们的信赖和希望，不过，这是非常少见的。通常，民众和军队退却是主动进行的还是被迫进行的都分辨不清：至于采取这个计划的原因是聪明地预见可靠的利益，还是害寸白敌人的武力，那就更分不清了。看到被放弃的地区所遭到的命运，民众就会产生同情和愤懑情绪，军队就很容易丧失对指挥官的信赖，甚至对自己也失去信心，而在退却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每次后卫战，都会一再使军队的这种忧虑增长。人们对退却的这些后果不应该置之不理。”
因此军事计划的贯彻必须要考虑到精神方面的影响，做好部队的教育和鼓动工作，防止因对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的认识偏差影响军队的士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拼命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他们认为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丧失了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他们主张在敌人进攻时，对付的方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这些论调在军民中间产生了很不好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对这种看似革命的论调进行了批驳，他指出：“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歼敌和略地(或守地)上，孰轻孰重，往往反映军事统帅的作战指导思想。我军在革命战争中历来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依据这一方针，解放战争头四个月，我军为争取主动，放弃城市105座，换取歼敌32个旅的胜利，即以3座城市的放弃换取歼敌1个旅的胜利。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时，延安军民都想不通，并组织起来要打一场延安保卫战，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蒋介石要的是城市和地盘，我们给他，我们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重要的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有大量的歼灭敌人才能改变战局，我们撤出延安但并不是随便放弃延安，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来整个中国。可见在一定的条件下，只有通过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通过说服解释工作，让官兵知道如何去战，让人民知道战争的当前情形、战争的步骤、政策和远景，才能将军事艺术和战斗精神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战争的最终目的。（韦建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