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 健 才忠民 金力军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和宝贵经验，对于今天我们正在昂首阔步进行的新长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立志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探寻革命发展道路，出色地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起义，创建了红色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高潮。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以及后来发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使得革命事业屡遭挫折，革命处于危急状态。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更使得我党元气大损，不得不进行长征。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趁尾追之敌尚未赶到的机会，中共中央于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历史经验，例如：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能墨守教条和照搬外国的经验；必须坚持革命辩证法，善于抓主要矛盾；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把党建设好，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发扬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些经验仍然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借鉴。
第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最根本的经验。
党的六大以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连蒋介石也承认“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但是，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党中央的领导连续出现“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照搬苏共的经验，不顾中国国情。他们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从而失去了广大的同盟军，孤立了自己。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则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土地政策，要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衰退。在军事指挥上，消极防御，被动应付，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苦心经营六七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在这一紧要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向成熟的党，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所指出的：“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1—612页）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由小到大、取得胜利的保证。今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在当前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发展要求的、全新的经济体制，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探索。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必须坚决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就没有必要再提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了。有人提出什么“国有企业走进了死胡同”，“要搞国退民进”等等，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过去不能搞资本主义，现在依然不能搞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联系。持这种观点的人思想仍然停留在过去那种对社会主义僵化的、陈旧的认识上。他们不懂得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是方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过建国50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可以说，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今天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走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基本经验之一。
遵义会议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探寻革命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创了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创立了一套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斗争形式、战略战术原则等。但由于我们党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理论和主张，一时未能被全党所认识和承认。特别是当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时，更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采取排斥的态度。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毛泽东等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逐渐遭到批判、撤职和排斥，但是后来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路线和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正是遵义会议在历史关头作出了重大抉择，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正确路线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在危难时刻挽救了红军和党，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奠定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基础，这是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伟大贡献。
现实与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这次全会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代了“两个凡是”；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又用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代替了领导职务终身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此迈上了新的伟大征程。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的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是我国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仍然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特别要努力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以创新促发展。创新主要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思想解放、体制创新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特别是要解决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思想解放、科技创新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新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必须抓住那些对中国经济、科技、国防和社会发展带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科技课题，抓紧攻关，努力实现自主创新。
第三，在复杂的局面下，首先抓住最重要的问题，解决最突出的矛盾。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遵义会议在危急的形势下，既讲斗争，又讲团结，集中精力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纠正当时危害最大的军事路线的错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路线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以及思想上的教条主义。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全力以赴纠正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是因为当时处在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是主要矛盾，而且这一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并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和抵制，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有利于团结多数，保证错误军事路线的纠正和会议的成功。
遵义会议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开创了在复杂的情况下我党善于抓主要矛盾的先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要靠加快经济的发展。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二是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也存在不少新的矛盾。加快发展，首先要抓住解决国内需求不足这一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连续几年来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国内需求，现已产生明显的效果。在宏观调控中，把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出口作为重点目标。与此同时，要把解决结构性矛盾、缓解就业压力、处理好资源和环境问题等作为重要任务。要把加快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跨越式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新路子。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必须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坚持走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的道路，努力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形成有效、协调、创新的持续发展机制，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要抓住机遇，面对挑战，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电子工业、信息工业的迅速发展，已为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只要我们的措施得当，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是大有希望的。
第四，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条重要经验。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党从1921年成立开始，就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精神写入了党的第一个纲领。但是，在遵义会议前的许多年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却很不健全。一方面是党内严重缺乏民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家长制、一言堂、宗派主义等思想作风盛行，使毛泽东同志及其代表的正确路线遭到排斥和打击；另一方面是不能做到有效集中，正确意见不能进入中央决策，致使革命陷入严重危机。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在会议前的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志就做了大量工作，对会议进行了充分酝酿，使会议的召开有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会议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先是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是毛泽东同志作重要发言，对“左”倾领导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分析批评，对正确军事理论和路线作了深刻阐述，周恩来等与会同志相继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通过激烈辩论，认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形成正确集中，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以后一直到党的八大，由于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避免了决策上出现大的失误，保证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致使1957年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逐渐遭到削弱和破坏，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十年内乱的灾难。
历史经验证明，是否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到底，就是是否承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地位和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党把自己的宗旨定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既是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我们要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并且要像邓小平同志要求的那样使民主集中制形成严格的制度，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制度上筑起防止个人专断或极端民主化的堤坝，才能保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
第五，在敌强我弱、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定革命的必胜信念，保持和发扬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是遵义会议给我们留下的又一条重要经验。
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端危难之中：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人经过湘江战役锐减到3万余人，后有敌军围追，前有重兵堵截，物质条件极端困难。面对十分险恶的环境，党和红军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不灰心，不气馁，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积极寻找革命的正确道路。正是有了这种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才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错误路线得以纠正，毛泽东同志及其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确立，从而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坚持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没有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革命事业就不可能由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也是一切新生事物成长壮大的规律。
今天，我们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为振兴中华、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改革和发展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前进的道路还很不平坦，西方敌对势力妄想“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体现出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藐视敌人，藐视困难，不怕挫折，勇往直前，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自《求是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