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名流浪者被撂邻县荒野
2005年元旦钟
元月上旬，崇义县县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的“三清三改”整治工作拉开序幕，同时发文要求民政局牵头、公安局协助，在城区开展市容整顿。根据县政府的有关指示精神，两家单位着手对县城里的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进行收容遣送。
2005年1月21日下午，县民政局一名社会事务股干部率领县公安局巡防队4名巡防员一行5人，租用了当地司机李某的一辆北京福田牌汽车用来装载被收容遣送人员。车子沿城区街道徐徐兜圈，不到两个小时便将这个只有三万来人口的县城主要街道、公共场所搜索了一遍，先后将在南门一家超市屋檐下睡觉的乞讨人员廖先贵、在县水电公司门口休息的精神病患者郭冬香，还有流落街头的精神病患者“阿黄”、患间歇性精神分裂症者陈志文等五男两女共7人“请”上了车。
在收容廖先贵时，有人问他：“听说你很会唱歌？”廖答：“是。”他们便骗廖说：“我们带你去唱歌、吃饭。”廖先贵觉察到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死活不肯上车。收容人员硬是生拉硬拽地把他弄上了车。
下午4时许，当收容车将城区收容对象“扫荡”干净，车子便往城外开。一路上，廖先贵等人不停拍打车厢问把他们拉到哪里去，但始终无人理睬。随着暮色降临，车内光线暗淡，廖先贵等人无法辨明方向，只得乖乖坐着。不知过了多久，收容车驶至邻县大余县境距县城十多里地的属浮江镇管辖的一个山野岔路口时终于停下来，廖先贵等人被驱赶下车，每人打发一筒大约半斤的饼干。不待他们散去，车子便扬长而去。
几位被遗弃荒野的被收容人员的基本情况为：
郭冬香，女，崇义县横水镇居民，今年61岁，二十多年前患精神病，久治不愈成了顽症，家人无奈任由她在县城的大街上游荡。令家人稍稍安慰的是，老人家虽然患病，却不偷不抢，不打人骂人，也不会向人乞讨，饿了就在街上捡些东西吃，晚上尚能识路归家睡觉。
陈志文，男，崇义县横水镇塔下村委会新屋村小组人。今年38岁，十多年前就患了精神病，家人一直坚持给予治疗，却时好时坏。没发病的时候与常人无异，会帮家里干点农活，而发病时会自言自语，到处乱逛。一般在村里游荡，不时会进城“玩儿”。往往是吃罢早饭出门傍黑晓得回家。
廖先贵，男，崇义县上保镇人，才四十出头年纪。早年患有风湿病，因未得到及时医治，愈拖愈重，丧失劳动能力，只得以乞讨为生。已经在崇义县城横水镇呆了3年，并在北门落下脚，北门菜场成了他的“家”，摊板成了他的床。附近居民对长发披肩、会唱歌儿的乞丐十分照顾，从不伤害他，他也不扰民。
被崇义县民政局收容的其余三男一女，均不是崇义县当地人，姓名和籍贯均不详，他们中的“阿黄”和另一位患有轻微精神病，另两名也是行乞者。
廖先贵等人被撂在荒山旮旯，都惊慌失措，没等他们回过神来，车就掉头跑了。神智清楚的廖先贵见这地方两面环山，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心里茫然。时值寒冬，凉风飒飒，廖先贵一着急，浑身竟冒出了汗珠。他管不了同伴，独自径直往前步行。本来他应往回走才能返回崇义县城，而他走错了方向，先是走到大余县的浮江镇，再走竟到了大余县城。饥寒交迫的他想到打110求助，但是110民警告知，对不到50岁的人不负责救助。廖先贵没辙，只得往回走，走了整整3天，才返回崇义县城，除了蓬头垢面，全身都被汗水、露水浸湿了。时隔不久，患精神病的“阿黄”也跌跌撞撞地踅回了崇义县城。那时，收容遣送风暴已过，俩人得以在崇义县城仍旧过着以前的流浪生活。
老妪家人讨说法
然而，郭冬香、陈志文等5名被收容遣送者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如果说，他们以前的流浪，还是围着崇义县城打转，自打被遗弃至大余县荒野，他们的流浪就变成漫无目标了，不仅衣食无着，饱受苦难，而且害得家属们牵肠挂肚。
1月21日那天，郭冬香是下午3时许离家的，谁知她出门才个把小时，便被蔡兆平等人“请”上了收容车，而这一意外郭家人毫不知情。傍晚，郭冬香的儿子吴隆生不见母亲回家吃饭，便骑着自行车上街四处寻找，直到深夜也没找着。好不容易盼到天亮，吴隆生与亲戚再次上街寻觅，终于有人告之，郭冬香被民政局和公安局的人抓走了。他俩心急如焚，联合其他失踪人员的家属四处寻找，周边的县市跑遍了，连毗邻的广东、湖南交界处都找过了，仍杳无下落。在失踪者家属的要求下，崇义县民政局才到周边县市的电视台播出寻人启事，于城乡张贴了寻人告示。可是，三四个月过去了，几名流浪人员仍然杳无音信。
郭冬香的儿子吴隆生在寻人未果的情况下，几经周折找到当天开出租车的司机李某，请他出具了一纸当时遣送人员的情况证明，之后找到崇义县民政局领导讨说法，提出要经济赔偿。民政局有关领导心虚愿意赔偿，赔偿金从最初开出的3000元经讨价提高到5000元、8000元，最后签订协议升至一次性赔偿1万元。民政局同意赔偿的附加条件是：家属领了赔偿金，不得再向民政局及有关部门索赔，更不得就此事上访、诉讼或无理取闹。签赔偿协议时，县政府法制办和信访办的人参与了见证。
吴隆生从民政局领回1万元赔偿金后，再没去找过民政局领导。他一边继续寻找母亲郭冬香，一边向律师求助，准备就此事向民政部门提起诉讼。经律师提醒，吴隆生才知道，郭冬香的失踪，民政局等部门难辞其咎，诉讼有理。赔偿1万元显然太少，即使不算精神赔偿这一块，至少应该赔偿7 8万元。但是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只有认定郭冬香死亡，家属才能获得相应赔偿，而法律认定失踪需要在两年以后，认定死亡又需要在认定失踪两年以后，这样前后得四年多时间，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时间太长，毋如协商解决快捷，双方都能尽快解脱。
就在郭冬香的亲属为郭冬香的赔偿金少了而反悔欲与民政部门对簿公堂之际，受害人陈志文的父亲陈德明也准备诉诸法律，向民政部门索赔。
事件引起较大反响
“1.21”事件发生后，由于失踪者亲属奔走呼号，引来省内媒体关注，一时间崇义县坊间议论纷纷。县民政局一位局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天是县委县政府要求收容遣送精神病人和流浪人员。而他们县里又没有救助站，一直以来的做法是收容了就往别的县境送，别的县收容了又往他们这里送，他们送到大余县去，大余县又往他们这里送，每个县都是这样做的，成了潜规则。这一说法在采访群众时也得到证实：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这个县要搞城市环境整治就把流浪乞讨者送到与邻县交界的地方，一会儿邻县又把这些人送回，尤其在上面有人来检查工作的时候。
崇义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在“1．21”事件之后，一面批评办事人员的草率，一面责令民政局组成搜寻组寻找失踪人员。民政局的领导坦言承认在这件事情上有行政过错，工作人员不细致，本县的流浪者不该往外县送。他们除了对受害者家属道歉，还迅速组织人力寻找失踪人员。1月22日晚，搜寻组即配合受害者家属出动寻人，春节前找了8天，年后又找了半个月，几乎整个民政局的在职人员都出动了。
赣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从省内媒体得悉此事经过也坐不住了。赣州市委书记潘逸阳批示全市各地要就“1.21”事件，认真反省，举一反三，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江西省民政厅派员至崇义县调查敦促该民政局对“1.21”事件做好善后工作寻回失踪人员，并就此事写出通报发至各县市民政局，要求各地引以为戒，致力完善救助机构，没有建立救助站的要尽快建立。6月上旬，民政部也派出调查组前往赣州市崇义县查处此事。
6月9日，崇义县民政局长赖楚彦带队的搜寻小组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在赣粤交界处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找到了失踪近5个月的郭冬香，及时将她送到医院进行身体全面检查，目前生命体征正常。6月17日晚，搜寻小组又从广东始兴地段将陈志文寻到，并作了妥善安置。对另3名失踪人员，搜寻组仍在不遗余力地四处寻找。其间，崇义县委、县政府为以儆效尤，就“1．21”事件的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对事件负主要责任的民政局副局长给予免去行政职务并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直接操作送人的民政局社会事务股干部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缺乏“敬畏”是主要原因
2003年8月1日，国家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
然而，目前在一些小县城乃至经济薄弱的县城尚未设立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以赣州地区为例，除了赣州市，下属十几个县多数未有此机构。究其原因，缺乏人力、财力、物力是个中次因，而缺乏“敬畏”是主要原因。正如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雪松所分析的，崇义县所以会酿成此事，是当地民政局乃至县委、县政府对救助“失策”造成：第一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以前很多部门执法都讲究无私无畏，但现在不一样了，就算无私也要“有畏”，应畏惧法律，不能以为是执法便无所畏惧。第二，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现在在国外及我国很多大城市，对动物的生命权都十分重视，何况是人，怎能送来送去，弃之了事？第三，缺乏对制度的敬畏。制度规定县级以上城市要设立救助站，那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场所、机构、人员和制度，假如有整治市容的精力和财力，何不先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问题？另外，崇义县“1．21”事件因收容遣送造成人员失踪，家属也有责任。亲人精神失常，不应放任上街游荡，将有精神病的亲人弃而不管，只会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存在。 （《民主与法制》2005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