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和老华是大学的同班同学，1958年毕业先后来到军区总医院工作，共同的追求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事业使我们相伴一生。他在外一科，我在麻醉科，几十年坎坎坷坷，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相依为命，相伴着走过了45个春秋。如今，老华病倒了，不知道我还能陪他走多久！没什么惊人的壮举，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功绩，只是在本职岗位上，凭着责任、凭着一颗赤诚的心，不遗余力地尽到了自己做医生的本分。
老华什么时候都是把工作需要放在第一位。大学时期，他是副班长，他好学上进、严于律已、勇于负责，曾经表现出色荣立三等功。毕业时，我们建立了恋爱关系，正当双方家庭准备为我们操办婚事的时候，他所在的单位接受了援藏任务，本来医疗队的名单上没有他，他来不及征求我的意见，便主动地、再三请求领导批准他参战，推迟了婚期，一去就是一年。
我们生活在一起的这大半辈子里，他没有不忙的时候。1972年，他当上了外一科副主任，农村医疗队、边防巡诊、军事演习、抗震救灾等等，哪一项任务都少不了他，连续十来年都是医院野战医疗所所长。那些年，我们的两个孩子还小，老人不在身边，我科里的工作也很忙，身体又不好。但是无论家里有多少实际困难，只要组织上一给任务，从来都是打起背包就出发。1975年，去辽宁海城抗震救灾，三个多月没有顾得上给家里写一封信、打一个电话。唐山大地震那年，北京也很紧张。一天，他在做急诊手术时，接到抗震医疗队的通知，当时，我重病在身，周身关节痛，怕风、怕凉。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4岁，和大家一起在礼堂前避难，天还下着小雨，我只好一个人躲在楼里。晚上他下了手术台，回来分别看了孩子和我一眼，拿了东西就走了，什么也没说，因为他知道我能理解他。就这样，他一去就是半年多。当时我有多难，可想而知！
老华从当副主任、主任到1998年退休，这前前后后的26年里，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用到了工作上。他所在的外一科，普外、肝胆、泌尿外科、小儿外科、血管外科等多个专业都在一起，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病人多、手术多，工作量特别大。有一段时间科里的人手特别少，他和大家一样，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遇到急诊，或手术台上遇到困难找他，他不管多累、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谁叫，他都是随叫随到，绝不耽搁。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对病人极端负责的精神，多少年来，我们这个家为他付出了很多，他为病人付出的就更多了。两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他基本上没有管过，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孩子在读几年级。1981年，我因直肠癌手术，住在他们科。照理说，这时候他可以放下手里的工作来照顾我，但是为了不影响科里的工作，他没有为我请过一天假。那年我47岁，本来身体就长期虚弱，又做了这么大的手术，特别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但他上班忙工作，下班要照顾孩子，当时大儿子正面临高考，只有晚上才能来照顾我。说是照顾我，可是一会就睡着了,叫都叫不醒。后来老华就想了个办法，用一条长绷带，一头拴在我的床头，一头拴在他的手腕上，老华对我说：“有事你就把我拽醒。”可是，见他累成那个样子,我也不忍心轻易拉那条绷带。1985年，我82岁的婆婆病危住在301医院，老人家走的那一天，正赶上老华有一台手术，连老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第二天早晨，简单办完丧事后就赶回医院，又站到了手术台旁。他母亲去世，他也没请过一天假。老华把自己的情和爱更多地献给了他的病人。
其实老华并不是不懂得亲情的人。70年代时，他父母在天津身边无人照顾，他总想把老人接来，但因当时我们只有一间房没地方住。后来调成了两间房子，他就很快把老人接了过来。家里那时只有一台14寸小黑白电视，老人的眼睛不好、看不清，他和我商量为老人买一台大彩电，当时彩电价格很高，我们的积蓄也不多，我听说就要调价了，想等一等再买，他说：“老人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能早一天就早一天买。”于是，我们买了一台20吋的彩电，老人看上了彩电，非常高兴。他母亲病重时想吃新玉米面粥，他下班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我父亲病危时，他做大手术到下午4点多才下的手术台，他不顾疲劳赶到医院去守护，直至深夜。我母亲病重时排不出大便来，他亲自用手给掏。1980年，大儿子高考后，因长期劳累和精神上的压力，身体状况不好，我们想孩子尽力了，无论是否考得上，都应当让他好好休息休息，老华想到平时对孩子的关心太少了，于是，把家里的缝纫机卖了80块钱，利用休假带孩子去北戴河玩了一趟。一次，我和护士长说：“几十年我没见老华流过泪。”护士长告诉我：“你得直肠癌时，主任流泪了。”老华把对亲人的关爱都埋在心底，当病人需要时，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亲情。
老华退休后，本指望他能清闲下来，好好地休息休息，但是，他还是没有闲下来。找他的病人不断，点名预约的手术不断，进了专家组还像普通医生一样，出门诊、管病人、查房、做手术，每周五天都安排得满满的。我常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再像年轻时那样干了。但每次劝他，他总是说：“病人来找你那是对你的信任，不能推辞。”老华每周只有一天出专家门诊，有的患者为了挂他的号，要等好几天，他理解病人焦急的心情，为了能让病人及时看上病，有时约他们早晨7点多到病房去，他提前上班，在他去手术室前给他们看病。有时，就约他们到家里来，家里虽然不宽敞，还是腾出一间屋做“接待室”，接待同事和朋友介绍来的病人，或前来咨询病情的患者家属。
老华一辈子本本分分、清清白白，把品行看得比命都重。他出生在医学世家，家里挂着一块匾写着“医乃仁术”。他从小就知道行医是做好事，又亲眼看着父母是怎样尊重病人、怎样精心给病人治病的，也听过父母给他讲庸医杀人的道理。受家庭的熏陶，他选择了医生的职业，并立志一定要做个好医生。解放后，他母亲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他那纯朴善良的心融为一体，几十年来他一心向党。这些，使他形成了本本分分做人、清清白白行医的好品格，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病人的事。他靠对病人的一片真情赢得了患者的尊敬和信任，与很多患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三、四十年还一直保持着联系。张秋海那一千元存折的事，老华躺在病床上还挂念着，并感到抱歉一直没时间找到他，叮嘱我一定要把存折亲自交到张秋海手里。
老华对名和利这些身外之物从来就看得很淡。作为临床医生，他认为主要职责就是治病救人，必须始终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科主任，他坚持完成好组织交给他管理建设科室的任务。比如，80年代他先后调到262和307医院，每到一处都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尤其是再调回总院后，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他曾对我说过：“我离退休还有六、七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我能把科里的技术干部队伍建全了，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了，实验室建立起来，具有一定的科研条件和能力，再把接班人选好，这就算完成了我这一届的任务。”他没有为自己打算，想的都是科室的发展计划。为了科室的长远建设，他做了许多在别人看来是“劳而无功”的事，许多付出是不为人知的，但他却默默地奉献着。那些年，他为科室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他太累了！当看到科里一批批年轻医生成长起来，队伍建全了，普外专业的技术提高了，泌外开展了肾移植手术，肝胆专业力量也加强了，腹腔镜、胆道镜等新业务都开展起来了，血管外科的高难手术也都开展起来了，实验室初步建成并已展开实验研究，外一科已发展成为在总医院占有相当比重的大科室了，他感到十分欣慰。尽管他没有更多的“论文”和“科研成果”，但他无怨无悔，心里很坦然，因为他没有辜负当初组织上调他回总医院时对他的信任和寄予的期望。
老华一生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愿给组织、给别人找一点麻烦。如今，他病到这个程度，想到的还是不给组织、不给别人添麻烦。第二次手术后，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把我和孩子们叫到病房，嘱咐我们：“这次生病以来，医院领导非常照顾，我很满足，不要再给组织添麻烦了，转告科里和医院的领导，治疗尽量简单，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资源了，只要能减轻些痛苦就行了。”住院这些日子里，上级领导多次到病房里看望他，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总是说：“没有什么，我很知足。”最近一段时间，他知道医院和上级要总结他的事迹，反复地对我和机关的同志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拔高，不能有半句假话，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想当什么典型，只想当一名好医生，千万不要搞那些虚假的东西误导年轻人。”
在老华病情恶化，安排后事的时候，我想一切都尽量按他的意愿办。我曾问他：“你愿意穿什么衣服走？”他说：“我已经退休了，不能再穿军装了，就穿你给我改成便衣的那套老军装吧。”我把这套衣服找出来，叠得平平整整地准备好了。老华这一辈子活得体体面面、坦坦荡荡，很少为自己着想，在他走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他走得平静、满意！
老华病倒后，我没想到有那么多首长、同事、朋友、病人关心着他、牵挂着他，让我非常感动。领导和同志们的深情厚意是对他最大的安慰。世上最可贵的是人间真情。老华把他的真情献给了广大患者和他钟爱的医学事业，他用真诚、善良的心对待每一个人，他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对他真诚的信任和爱戴。他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为他感到骄傲！
谢谢大家！
